太平开辟期的会党与华人籍贯探讨——李永球
1 前言
19世纪40年代左右，太平（原名拉律Larut）的吉辇包（Klian Pauh）发现了藏量丰富的锡米。不久，又在新吉辇（Klian Baru原名甘文丁Kamunting）发现了锡米的蕴藏。于是，吸引了来自槟城等地的大量华族移民蜂拥而至，掀开了一页页充满血泪的拓荒史。
华人最先在吉辇包、新吉辇和亚三古邦（Assam Kumbang ）定居。根据文献的记载，吉辇包为海山党（属洪门天地会）所管辖，新吉辇则是义兴党（属洪门天地会）的地盘。两党关系一向不和，曾于1861年7月、1865年6月及1872年2月爆发了三次的“拉律暴乱”，迄1874年1月20日，两党在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斡旋下，签署了《邦咯协约》，终于为两党的不和与械斗画上休止符。
19世纪40年代左右，太平（原名拉律Larut）的吉辇包（Klian Pauh）发现了藏量丰富的锡米。不久，又在新吉辇（Klian Baru原名甘文丁Kamunting）发现了锡米的蕴藏。于是，吸引了来自槟城等地的大量华族移民蜂拥而至，掀开了一页页充满血泪的拓荒史。
华人最先在吉辇包、新吉辇和亚三古邦（Assam Kumbang ）定居。根据文献的记载，吉辇包为海山党（属洪门天地会）所管辖，新吉辇则是义兴党（属洪门天地会）的地盘。两党关系一向不和，曾于1861年7月、1865年6月及1872年2月爆发了三次的“拉律暴乱”，迄1874年1月20日，两党在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斡旋下，签署了《邦咯协约》，终于为两党的不和与械斗画上休止符。
2 会党与华人籍贯的结构
太平的会党分为两大派系，一个是在吉辇包的海山党，又称“五县”（Go Kuan），党员来自广东广州府的增城、番禺、顺德、南海、东莞五个县，本市的海山党党员，以增城客家人居多，隶属洪门天地会。①另一个即新吉辇的义兴党，又称“四县”（Si Kuan）党员来自广东惠州、新宁（台山）、新会、肇庆四个府或县，本市的义兴党党员，初期以惠州府客家人为主，后来才涌现大量的后三个县府的人，尤其是新宁人。该党也隶属洪门天地会。
义兴党初期以惠州府客家人居大部分，首领苏亚松（So Ah Chiang）是惠州客家人。②不过于1865年6月间爆发的第二次“拉律暴乱”中，亚松被土酋雅•依不拉欣（Ngah Ibrahim）处死于峇东（Matang）的二关（Teluk Kertang）。
嗣后，义兴党的大部分惠州人渐渐南移到雪兰莪新矿区发展，改由新宁人领导义兴党。新宁人可不是义兴党徒，他们有自己的会党——和合社，领袖为何义寿。他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槟城领导成立了和合社（隶属洪门天地会），党员纯是新宁籍下层人士。③何氏先委派李亚坤前往拉律出任义兴党党魁。李氏被海山党处死后，复委派陈亚炎出任义兴党党魁之职。陈氏亦是新宁人，他是和合社之党员的可能性极大。然而，何氏与陈氏是和合社之人，鲜被人提及，文献上多把他们当作义兴党人来看待。
和合社之党徒大约有两千名，却面对着由郑景贵及刘三和领导的一万名海山党徒，于是不得不和槟城的义兴党结盟。④尤其在第三次“拉律暴乱”之后期，义兴派系既由新宁人（和合社）、潮州人（吉辇区Krian的潮洲义兴党）和惠州人（义兴党）联盟，对抗庞大的海山党。⑤
综合而言，吉辇包的最早移民籍，是增城客家人以及少数的番禺、顺德、南海及东莞人。后四县份中的番禺及顺德为纯操广府话，而南海、东莞与增城则为客粤搀杂之县，难于明确分类。在新吉辇，初期为惠州客家人（1865年后，大部分惠州人南移，但仍有一部分定居在此），后期为新宁（操不纯广府话）人以及少数的新会、肇庆府。当然，也包括古冈州的六邑，即新宁与新会外，加上开平、恩平、鹤山及赤溪，（新宁、新会、开平与恩平即是文献上的四邑，狭义的“四县”即指此也。）至于潮州人，他们多居于北霹雳沿海的吉辇区，《邦咯协约》后，才大量迁移太平的沿海峇东（Matang）与十八丁（Kuala Sepetang旧名砵威Port Weld）。
在潮州义兴党领袖许武安的《华人陈述书》中，他指出于第三次“拉律暴乱”时，义兴党人成功占了峇东，把海山党人逐往拉律内陆去。于1873年2、3月间，海山党在刘三等人的领导下，从槟城雇用若干广东帆船，福建人（闽南人）亦参加战斗，许多小船被雇，一齐攻打峇东的义兴党，但无法夺回峇东。增城人（海山党）便转到吉辇区进攻许武安之农园，掠夺财物及杀死当地潮州人。在这之前，潮州人不曾参加任何一方，而今彼等则因无法争取英国政府出面干涉，只好站在四县（义兴党）人之一边。⑥
从上面，我们知悉与潮州人一样，在第三次“拉律暴乱”时，福建人参与了斗争。可惜文献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党？然而，他们来自槟城，而早在1844年12月30日，福建人的会党——建德堂（或建德会，通称大伯公会）即由邱肇邦创立于槟城。⑦因此，假设说太平早期的福建籍移民是大伯公会之党徒，他们自槟城带来建德堂，那麽这个假设可以被接受。在这个时期，太平已住有福建移民，只是人数并不多。
其实，会党之间的排斥或联盟早在槟城就形成。建德堂与海山党是忠实盟友，与义兴及其他各会党之间常有摩擦，常因琐事而酿成械斗继而暴动。当他们来到太平，这种意识形态当然如影随身地跟着来。下表为对立的两大阵营：
太平的会党分为两大派系，一个是在吉辇包的海山党，又称“五县”（Go Kuan），党员来自广东广州府的增城、番禺、顺德、南海、东莞五个县，本市的海山党党员，以增城客家人居多，隶属洪门天地会。①另一个即新吉辇的义兴党，又称“四县”（Si Kuan）党员来自广东惠州、新宁（台山）、新会、肇庆四个府或县，本市的义兴党党员，初期以惠州府客家人为主，后来才涌现大量的后三个县府的人，尤其是新宁人。该党也隶属洪门天地会。
义兴党初期以惠州府客家人居大部分，首领苏亚松（So Ah Chiang）是惠州客家人。②不过于1865年6月间爆发的第二次“拉律暴乱”中，亚松被土酋雅•依不拉欣（Ngah Ibrahim）处死于峇东（Matang）的二关（Teluk Kertang）。
嗣后，义兴党的大部分惠州人渐渐南移到雪兰莪新矿区发展，改由新宁人领导义兴党。新宁人可不是义兴党徒，他们有自己的会党——和合社，领袖为何义寿。他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槟城领导成立了和合社（隶属洪门天地会），党员纯是新宁籍下层人士。③何氏先委派李亚坤前往拉律出任义兴党党魁。李氏被海山党处死后，复委派陈亚炎出任义兴党党魁之职。陈氏亦是新宁人，他是和合社之党员的可能性极大。然而，何氏与陈氏是和合社之人，鲜被人提及，文献上多把他们当作义兴党人来看待。
和合社之党徒大约有两千名，却面对着由郑景贵及刘三和领导的一万名海山党徒，于是不得不和槟城的义兴党结盟。④尤其在第三次“拉律暴乱”之后期，义兴派系既由新宁人（和合社）、潮州人（吉辇区Krian的潮洲义兴党）和惠州人（义兴党）联盟，对抗庞大的海山党。⑤
综合而言，吉辇包的最早移民籍，是增城客家人以及少数的番禺、顺德、南海及东莞人。后四县份中的番禺及顺德为纯操广府话，而南海、东莞与增城则为客粤搀杂之县，难于明确分类。在新吉辇，初期为惠州客家人（1865年后，大部分惠州人南移，但仍有一部分定居在此），后期为新宁（操不纯广府话）人以及少数的新会、肇庆府。当然，也包括古冈州的六邑，即新宁与新会外，加上开平、恩平、鹤山及赤溪，（新宁、新会、开平与恩平即是文献上的四邑，狭义的“四县”即指此也。）至于潮州人，他们多居于北霹雳沿海的吉辇区，《邦咯协约》后，才大量迁移太平的沿海峇东（Matang）与十八丁（Kuala Sepetang旧名砵威Port Weld）。
在潮州义兴党领袖许武安的《华人陈述书》中，他指出于第三次“拉律暴乱”时，义兴党人成功占了峇东，把海山党人逐往拉律内陆去。于1873年2、3月间，海山党在刘三等人的领导下，从槟城雇用若干广东帆船，福建人（闽南人）亦参加战斗，许多小船被雇，一齐攻打峇东的义兴党，但无法夺回峇东。增城人（海山党）便转到吉辇区进攻许武安之农园，掠夺财物及杀死当地潮州人。在这之前，潮州人不曾参加任何一方，而今彼等则因无法争取英国政府出面干涉，只好站在四县（义兴党）人之一边。⑥
从上面，我们知悉与潮州人一样，在第三次“拉律暴乱”时，福建人参与了斗争。可惜文献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党？然而，他们来自槟城，而早在1844年12月30日，福建人的会党——建德堂（或建德会，通称大伯公会）即由邱肇邦创立于槟城。⑦因此，假设说太平早期的福建籍移民是大伯公会之党徒，他们自槟城带来建德堂，那麽这个假设可以被接受。在这个时期，太平已住有福建移民，只是人数并不多。
其实，会党之间的排斥或联盟早在槟城就形成。建德堂与海山党是忠实盟友，与义兴及其他各会党之间常有摩擦，常因琐事而酿成械斗继而暴动。当他们来到太平，这种意识形态当然如影随身地跟着来。下表为对立的两大阵营：
表1 海山阵营
海山党——党员来自广州府各县，以客家人为多，一部分操粤语。
建德党——以闽南人为党员，多为漳州籍的土生华侨，讲闽南语。
海山党——党员来自广州府各县，以客家人为多，一部分操粤语。
建德党——以闽南人为党员，多为漳州籍的土生华侨，讲闽南语。
义兴阵营
和合社——会员为新宁人。其余的古冈州与肇庆府各县，若非和合社， 即是义兴党之 人。操不纯粤语。
义兴党——党员为惠州及潮州各县。前者说客家话，后者潮州音闽南语。
和合社——会员为新宁人。其余的古冈州与肇庆府各县，若非和合社， 即是义兴党之 人。操不纯粤语。
义兴党——党员为惠州及潮州各县。前者说客家话，后者潮州音闽南语。
从表1可以了解，同属一个方言语系的不同群体，彼此互相敌对，各属不同的敌对阵营：
客家语系：增城等县敌对惠州各县
广州语系：广州各县敌对古冈州与肇庆府各县
闽南语系：闽南各县敌对潮州各县
客家语系：增城等县敌对惠州各县
广州语系：广州各县敌对古冈州与肇庆府各县
闽南语系：闽南各县敌对潮州各县
3 居主流的海山客家人
海山党之首领郑景贵等人，在致给海峡殖民地总督之《郑亚贵等人的请愿书》里，说他们为此地及拉律之商人，在拉律械斗之前，他们乃在这里投下大笔资金开采锡矿。⑧然而，许武安在《华人陈述书》中却说，拉律的锡矿首由新宁人进行开采，但增城人亦在矿场中工作。⑨
他们大相径庭的言谈，显示了其中一方在说谎。根据文献的记载，先发现吉辇包，然后才是新吉辇，而海山的增城客家人是最先到吉辇包开矿采锡的。至于新宁人，是继惠州人之后的1865年间方来到，“拉律的锡矿首由新宁人进行开采”之说，根本站不住脚。许武安乃潮州义兴党的首领，他掩饰事实，为友党的新宁人而说谎之举昭然若揭。
从田野调查的资料显示，同治年间（1862-1874）的古墓，以增城人最多，占61%。⑩在众多的地缘总墓中，也是增城人的最久，约成立于同治二年（1863）。⑪在在显示增城人在吉辇包与海山党内的领导地位。
目前所发现的古墓全集中在海山党的吉辇包区，尤其该党的岭南庙冢（岭冢），更是太平第一冢。至于都拜的广东义山与福建公冢，甘文丁（华社通称新港门）的广东义山与福建公冢，以及峇东的汉族义冢，尚未发现有同治古墓。这里面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其余各党各帮都不像海山党在经济方面的占优势。他们无法为同党立下石碑，或许只有木碑，年代一久也就腐朽掉了。
海山党占极大的优势，不仅其区内产锡多，党徒多，就是在华人苦力方面也比敌对党多。在《郑亚贵等人的请愿书》里就透露，增城（海山党）有一万两千名左右的党徒，新宁（义兴阵营）约有两千人。而《陈亚炎等人的请愿书》云，增城公司（海山党）有一万五千人，四邑公司（义兴阵营）人员不超过八千。⑫
海山党有庞大的党员与苦力群众，除了大部分为增城与广州各县人外，也包括了敌对的惠州、新宁等广东其余各县人士，甚至是福建人等。为什么敌对党的人会在海山党的吉辇包居住与工作呢？要解开这个谜并不难。本党的工作量不多，聘的矿工当然少，既然敌党要请人，我也愿意，那就一拍即合。所以，《华人甲比丹》一书记述在1865年6月间发生的第二次“拉律暴乱”时，提及有十家惠州人住在吉辇包的村中，当时一个惠州人与一个海山党徒在赌馆发生口角，后者痛打该名惠州人后，还宣称要杀死所有惠州人，那十家惠州人大感恐慌而逃命，不幸其中十四人被抓住，次日早晨拷打后，再以削尖的竹管刺入颈项，流出的鲜血从另一端滴下以涂染海山党的旗帜。
上述的记载，显示了惠州人曾在海山党的吉辇包区工作与居住。在1865年时，义兴党的惠州人战败，领袖苏亚松遇害，惠州人便逐渐离开太平，改由新宁人顶替。新宁人与海山党人于1872年2月至1874年1月间，爆发了第三次“拉律暴乱”。在这之前，新宁人曾在海山党的地区工作吗？答案是肯定的。我的田野资料中，就有一个叫黄林添的宁阳（新宁）人，故于同治八年（1869），茔墓在海山区内的岭冢。⑬
住于敌对党区的惠州与新宁等人（他们或许保留党籍，或许已加入海山党），当两党在械斗时，他们这些夹心人，无论参或不参与，均得支持海山党，这是理所当然的生存之道。换句话说，即使海山或建德堂之人居于敌对的义兴区，他们同样应当如此。
文献上几乎没有提及拓荒期的福建籍移民。我相信当时已有福建人移居太平，人数方面肯定较广东帮少得很多。田野调查显示，福建人聚居于古打（Kota）区，在这里，闽帮于1885年创建了凤山寺（闽中古庙），闽帮的先天斋教徒更早在1883年，便创办大善佛堂。除了古打区，一小部分的福建人也到吉辇包的海山党当矿工。福建人的会党建德堂与海山党是忠实盟友，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在海山党区工作的因素。
吉辇包是太平首个开发的地区，这里有座“太平第一冢”的岭南庙家。因此，我对此地区进行了抽样式的古墓调查。文献上没告诉我们，但古墓调查却让我们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就在本区活动了。下列表2，即是所发现广东部分县份最早之墓：
海山党之首领郑景贵等人，在致给海峡殖民地总督之《郑亚贵等人的请愿书》里，说他们为此地及拉律之商人，在拉律械斗之前，他们乃在这里投下大笔资金开采锡矿。⑧然而，许武安在《华人陈述书》中却说，拉律的锡矿首由新宁人进行开采，但增城人亦在矿场中工作。⑨
他们大相径庭的言谈，显示了其中一方在说谎。根据文献的记载，先发现吉辇包，然后才是新吉辇，而海山的增城客家人是最先到吉辇包开矿采锡的。至于新宁人，是继惠州人之后的1865年间方来到，“拉律的锡矿首由新宁人进行开采”之说，根本站不住脚。许武安乃潮州义兴党的首领，他掩饰事实，为友党的新宁人而说谎之举昭然若揭。
从田野调查的资料显示，同治年间（1862-1874）的古墓，以增城人最多，占61%。⑩在众多的地缘总墓中，也是增城人的最久，约成立于同治二年（1863）。⑪在在显示增城人在吉辇包与海山党内的领导地位。
目前所发现的古墓全集中在海山党的吉辇包区，尤其该党的岭南庙冢（岭冢），更是太平第一冢。至于都拜的广东义山与福建公冢，甘文丁（华社通称新港门）的广东义山与福建公冢，以及峇东的汉族义冢，尚未发现有同治古墓。这里面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其余各党各帮都不像海山党在经济方面的占优势。他们无法为同党立下石碑，或许只有木碑，年代一久也就腐朽掉了。
海山党占极大的优势，不仅其区内产锡多，党徒多，就是在华人苦力方面也比敌对党多。在《郑亚贵等人的请愿书》里就透露，增城（海山党）有一万两千名左右的党徒，新宁（义兴阵营）约有两千人。而《陈亚炎等人的请愿书》云，增城公司（海山党）有一万五千人，四邑公司（义兴阵营）人员不超过八千。⑫
海山党有庞大的党员与苦力群众，除了大部分为增城与广州各县人外，也包括了敌对的惠州、新宁等广东其余各县人士，甚至是福建人等。为什么敌对党的人会在海山党的吉辇包居住与工作呢？要解开这个谜并不难。本党的工作量不多，聘的矿工当然少，既然敌党要请人，我也愿意，那就一拍即合。所以，《华人甲比丹》一书记述在1865年6月间发生的第二次“拉律暴乱”时，提及有十家惠州人住在吉辇包的村中，当时一个惠州人与一个海山党徒在赌馆发生口角，后者痛打该名惠州人后，还宣称要杀死所有惠州人，那十家惠州人大感恐慌而逃命，不幸其中十四人被抓住，次日早晨拷打后，再以削尖的竹管刺入颈项，流出的鲜血从另一端滴下以涂染海山党的旗帜。
上述的记载，显示了惠州人曾在海山党的吉辇包区工作与居住。在1865年时，义兴党的惠州人战败，领袖苏亚松遇害，惠州人便逐渐离开太平，改由新宁人顶替。新宁人与海山党人于1872年2月至1874年1月间，爆发了第三次“拉律暴乱”。在这之前，新宁人曾在海山党的地区工作吗？答案是肯定的。我的田野资料中，就有一个叫黄林添的宁阳（新宁）人，故于同治八年（1869），茔墓在海山区内的岭冢。⑬
住于敌对党区的惠州与新宁等人（他们或许保留党籍，或许已加入海山党），当两党在械斗时，他们这些夹心人，无论参或不参与，均得支持海山党，这是理所当然的生存之道。换句话说，即使海山或建德堂之人居于敌对的义兴区，他们同样应当如此。
文献上几乎没有提及拓荒期的福建籍移民。我相信当时已有福建人移居太平，人数方面肯定较广东帮少得很多。田野调查显示，福建人聚居于古打（Kota）区，在这里，闽帮于1885年创建了凤山寺（闽中古庙），闽帮的先天斋教徒更早在1883年，便创办大善佛堂。除了古打区，一小部分的福建人也到吉辇包的海山党当矿工。福建人的会党建德堂与海山党是忠实盟友，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在海山党区工作的因素。
吉辇包是太平首个开发的地区，这里有座“太平第一冢”的岭南庙家。因此，我对此地区进行了抽样式的古墓调查。文献上没告诉我们，但古墓调查却让我们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就在本区活动了。下列表2，即是所发现广东部分县份最早之墓：
表2 籍贯 墓主 年份
1. 增城 宋亚箱 咸丰十一年 （1861）
2. 嘉应（？） 宋亚伍 咸丰十一年 （1861）
3. 番禺 李亚宽 同治三年 （1864）
4. 东莞 陈亚四 同治七年 （1868）
5. 宁阳 黄林添 同治八年 （1869）
6. 从化 吴社成 同治八年 （1869）
7. 鹤山 温亚松 同治十年 （1871）
8. 海南 石亚清 同治十年 （1871）
9. 南海 杨柏札 光绪六年 （1880）
10. 揭阳 曾业锡 光绪八年 （1882）
11. 清远 郭添贵（合葬） 光绪九年 （1883）
郭後（？）成
1. 增城 宋亚箱 咸丰十一年 （1861）
2. 嘉应（？） 宋亚伍 咸丰十一年 （1861）
3. 番禺 李亚宽 同治三年 （1864）
4. 东莞 陈亚四 同治七年 （1868）
5. 宁阳 黄林添 同治八年 （1869）
6. 从化 吴社成 同治八年 （1869）
7. 鹤山 温亚松 同治十年 （1871）
8. 海南 石亚清 同治十年 （1871）
9. 南海 杨柏札 光绪六年 （1880）
10. 揭阳 曾业锡 光绪八年 （1882）
11. 清远 郭添贵（合葬） 光绪九年 （1883）
郭後（？）成
4 华人籍贯的大转变
前面有述，1865年间，惠州人战败后就大部分往南方的雪兰莪移民。《邦咯协约》签署后，两党各自回到自己的矿区。可是义兴党的甘文丁（新吉辇）矿场藏锡量，并不如海山党在太平及吉辇包一带的富饶。于是义兴党的新宁人企图夺取这些矿区。1879年10月，他们再度举事，引起太平暴动事件，但遭到霹雳武装警察长霍尔卡氏的下令发炮镇压，粉碎了他们的企图。自1880年以后，太平的华人矿区，大部分操在海山党的手中，义兴阵营的人开始南迁至近打与雪兰莪二地。⑭自他们走后，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槟城的福建人。
然而，近打区的产锡量逐步超越太平，使到海山党人也心动，他们后来放弃太平，纷纷转到近打区发展。太平也慢慢转型，从一个广东人为主的城市，演变成以福建人为主。广东各籍贯人士中，唯有潮州人不外移，他们几乎与福建人在同一个时候来到太平，聚居于沿海渔村。义兴阵营的新宁与惠州人在峇东创建了绥靖伯庙与苏蓝卓庙，当他们南移后，此二庙就由潮州人掌管。潮州人不外移，反倒与福建人生活在一起， 除了是职业的原因，也因为同是操闽南语系。且在风俗习惯方面大家都很接近。
潮州人以潮阳、普宁、揭阳三县居多，福建人以泉州的南安、同安、晋江为多，接着是漳州的海澄等县，其余的安溪、惠安、及永春等略少。本市虽以泉州人居多，但闽南语却是漳州音，乃源自槟城之故。
前面有述，1865年间，惠州人战败后就大部分往南方的雪兰莪移民。《邦咯协约》签署后，两党各自回到自己的矿区。可是义兴党的甘文丁（新吉辇）矿场藏锡量，并不如海山党在太平及吉辇包一带的富饶。于是义兴党的新宁人企图夺取这些矿区。1879年10月，他们再度举事，引起太平暴动事件，但遭到霹雳武装警察长霍尔卡氏的下令发炮镇压，粉碎了他们的企图。自1880年以后，太平的华人矿区，大部分操在海山党的手中，义兴阵营的人开始南迁至近打与雪兰莪二地。⑭自他们走后，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槟城的福建人。
然而，近打区的产锡量逐步超越太平，使到海山党人也心动，他们后来放弃太平，纷纷转到近打区发展。太平也慢慢转型，从一个广东人为主的城市，演变成以福建人为主。广东各籍贯人士中，唯有潮州人不外移，他们几乎与福建人在同一个时候来到太平，聚居于沿海渔村。义兴阵营的新宁与惠州人在峇东创建了绥靖伯庙与苏蓝卓庙，当他们南移后，此二庙就由潮州人掌管。潮州人不外移，反倒与福建人生活在一起， 除了是职业的原因，也因为同是操闽南语系。且在风俗习惯方面大家都很接近。
潮州人以潮阳、普宁、揭阳三县居多，福建人以泉州的南安、同安、晋江为多，接着是漳州的海澄等县，其余的安溪、惠安、及永春等略少。本市虽以泉州人居多，但闽南语却是漳州音，乃源自槟城之故。
5 结语
总括起来说，太平的开辟，应归功与广东人，尤其是最先来到太平的增城等海山党。他们在领袖郑景贵等人的号召下，大量移民而来，方使到这里的发展欣欣向荣，一日千里。虽然三次的“拉律暴乱”使到发展受到破坏及倒退很多，但很快的，他们又把太平建设起来。《马来亚华侨史》就说，华人矿工的数目，有可能已从1877年的约九千名增加到1882年的五万名，尤其在霹雳械斗后的年代中，有大批华人涌到这里。
随着广东省人的南移，太平也跟着变化，成为福建人为多的城市。一个微妙的课题值得关注，那就是会党也产生不同的衍变。
海山党、义山党、和合社及可能由福建人从槟城引进的建德堂，到了今天，只剩下义兴党，其余皆消失了。其实它们都属洪门天地会，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下，全统一在义兴党下，也是当然之事。问题在于为什么不是权力庞大的海山党呢？颇微妙且耐人寻味的问题，尚待进一步考证。
华人蜂拥而至太平，他们带来了会党，最先成立组织的也是会党，会党文化就是当时华人文化的核心。鉴于会党危害治安及对社会的破坏性极强，海峡殖民地政府于1890年正式取缔它，但这并不能摧毁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会党，它们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生存下去。20世纪初叶，一个由香港传播本地的会党——华记，在太平冒现，使到会党一分为二，与义兴洪门天地会争天下。华记也是由洪门天地会分化出来的。却与后者的关系不佳，义兴党徒包括各籍贯的华人，但以闽潮人为多，华记的党徒大部分是粤籍。
会党造成华社产生严重分裂与内斗，除了目前棘手的洪门（义兴）与华记不和外，在太平粤帮社会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因为历史上义兴与海山的不和所遗下的分裂痼疾，使到今日甘文丁（新吉辇）的粤帮粤东古庙与广东义山，是属当地粤帮人士掌管，而非太平的广东会馆。我们如果再看一看，甘文丁的闽帮福德祠与福建公冢，完全归属太平的福建会馆管辖，那就会豁然开朗，彻底明白这是历史沉痾使然。这种沉痾是否值得我们关注与解决？
总括起来说，太平的开辟，应归功与广东人，尤其是最先来到太平的增城等海山党。他们在领袖郑景贵等人的号召下，大量移民而来，方使到这里的发展欣欣向荣，一日千里。虽然三次的“拉律暴乱”使到发展受到破坏及倒退很多，但很快的，他们又把太平建设起来。《马来亚华侨史》就说，华人矿工的数目，有可能已从1877年的约九千名增加到1882年的五万名，尤其在霹雳械斗后的年代中，有大批华人涌到这里。
随着广东省人的南移，太平也跟着变化，成为福建人为多的城市。一个微妙的课题值得关注，那就是会党也产生不同的衍变。
海山党、义山党、和合社及可能由福建人从槟城引进的建德堂，到了今天，只剩下义兴党，其余皆消失了。其实它们都属洪门天地会，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下，全统一在义兴党下，也是当然之事。问题在于为什么不是权力庞大的海山党呢？颇微妙且耐人寻味的问题，尚待进一步考证。
华人蜂拥而至太平，他们带来了会党，最先成立组织的也是会党，会党文化就是当时华人文化的核心。鉴于会党危害治安及对社会的破坏性极强，海峡殖民地政府于1890年正式取缔它，但这并不能摧毁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会党，它们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生存下去。20世纪初叶，一个由香港传播本地的会党——华记，在太平冒现，使到会党一分为二，与义兴洪门天地会争天下。华记也是由洪门天地会分化出来的。却与后者的关系不佳，义兴党徒包括各籍贯的华人，但以闽潮人为多，华记的党徒大部分是粤籍。
会党造成华社产生严重分裂与内斗，除了目前棘手的洪门（义兴）与华记不和外，在太平粤帮社会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因为历史上义兴与海山的不和所遗下的分裂痼疾，使到今日甘文丁（新吉辇）的粤帮粤东古庙与广东义山，是属当地粤帮人士掌管，而非太平的广东会馆。我们如果再看一看，甘文丁的闽帮福德祠与福建公冢，完全归属太平的福建会馆管辖，那就会豁然开朗，彻底明白这是历史沉痾使然。这种沉痾是否值得我们关注与解决？
注释
① 维多•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成：光华日报，1950）指出，1825年，槟城即发现了海山党的设立，初期会员以粤籍占优势，1845年至1860年之间，因客籍会员的大幅增加，而变成客家人支配的会党。（页107、108）该书也对海山5个县份的记录有些不同，即为“中山、番禹、顺德、南海与东莞”。（页72）本文的5县名称乃根据张清江译，黄存燊著《华人甲必丹》（新加坡：国家语文局，1965）一书所载，除了易中山为增城外，余4县一样。（页106）。
② So Ah Chiang 的中文名字，一般被译为苏亚昌。我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为苏亚松，被土酋于1865年6月间处死后，当地人民立庙奉祀他，尊为“苏蓝卓公”（拿督公）。马来同胞则尊为“Panglima Ah Chong”。参见拙文载《愿景》文化季刊第8期，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2001年4月，页51-53。
③ 陈剑虹：载《星槟日报•新年特刊》1982年1月1日，版25。
④ 同注③。
⑤ 黄存燊著，张清江译《华人甲必丹》，页76。
⑥ 黄存燊著，张清江译《华人甲必丹•附录K》页110-112。
⑦ 同注③以及張少寬著《槟榔屿华人史话》（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9月初版）页239。
⑧ 黄存燊著，张清江译《华人甲必丹•附录H》页105-106。
⑨ 同注⑥。
⑩ 目前所发现的各县份同治古墓，计为增城11个、从化2个、鹤山1个、番禹1个、东莞1个、宁阳（台山）1个及海南1个。
⑪ 增城总墓在岭南庙冢。碑曰“增龙两邑总坟”，此碑立于1923年重修之时，旧的已换掉丢弃。不过，其“增龙两邑后土”却是原碑，重修时幸亏没换掉，此碑有上下款，但严重风化字迹模糊难辨。上款为“同治□年□月□日吉旦”下款为“把兄观贵、亚带、亚记等立。”我在附近发现一位增城人李金福之墓，上款是“同治二年十一月吉日重修”，下款也是“祀弟观贵、阿带、阿记等立”。唯一不同的是“把兄”与“祀弟”。在后土碑上自称把兄，倒是怪怪的，显然会党的色彩颇重。观贵姓李，他与郑景贵、刘三和、郭亚胜等在会党与经济权益上都和建德堂及漳泉商人们有所挂钩。（见陈剑虹：）至于亚带与亚记，可能就是在上签名的请愿人之二：叶亚带、李亚记。（见《华人甲必丹》页106）。我判断增龙总坟建立于同治二年（1863）。论证是观贵三人受委建立总坟，完成后，发现附近的李金福墓欠修（或许无碑或为木碑），基于同乡又宗亲又同党又同事等感情，于是在同治二年十一月（1863/64）重修其墓立上碑石。不过，这尚待进一步发掘更多的资料来考证。
⑫ 见张清江译，黄存燊著《华人甲必丹•附录J》页107-109。
⑬ 黄林添之墓在吉辇包区的岭南庙冢里，碑曰：
宁 同治八年七月吉旦
清故林添黄公……
邑 梁石生立
⑭ 维多•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页77-78。
① 维多•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成：光华日报，1950）指出，1825年，槟城即发现了海山党的设立，初期会员以粤籍占优势，1845年至1860年之间，因客籍会员的大幅增加，而变成客家人支配的会党。（页107、108）该书也对海山5个县份的记录有些不同，即为“中山、番禹、顺德、南海与东莞”。（页72）本文的5县名称乃根据张清江译，黄存燊著《华人甲必丹》（新加坡：国家语文局，1965）一书所载，除了易中山为增城外，余4县一样。（页106）。
② So Ah Chiang 的中文名字，一般被译为苏亚昌。我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为苏亚松，被土酋于1865年6月间处死后，当地人民立庙奉祀他，尊为“苏蓝卓公”（拿督公）。马来同胞则尊为“Panglima Ah Chong”。参见拙文载《愿景》文化季刊第8期，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2001年4月，页51-53。
③ 陈剑虹：载《星槟日报•新年特刊》1982年1月1日，版25。
④ 同注③。
⑤ 黄存燊著，张清江译《华人甲必丹》，页76。
⑥ 黄存燊著，张清江译《华人甲必丹•附录K》页110-112。
⑦ 同注③以及張少寬著《槟榔屿华人史话》（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9月初版）页239。
⑧ 黄存燊著，张清江译《华人甲必丹•附录H》页105-106。
⑨ 同注⑥。
⑩ 目前所发现的各县份同治古墓，计为增城11个、从化2个、鹤山1个、番禹1个、东莞1个、宁阳（台山）1个及海南1个。
⑪ 增城总墓在岭南庙冢。碑曰“增龙两邑总坟”，此碑立于1923年重修之时，旧的已换掉丢弃。不过，其“增龙两邑后土”却是原碑，重修时幸亏没换掉，此碑有上下款，但严重风化字迹模糊难辨。上款为“同治□年□月□日吉旦”下款为“把兄观贵、亚带、亚记等立。”我在附近发现一位增城人李金福之墓，上款是“同治二年十一月吉日重修”，下款也是“祀弟观贵、阿带、阿记等立”。唯一不同的是“把兄”与“祀弟”。在后土碑上自称把兄，倒是怪怪的，显然会党的色彩颇重。观贵姓李，他与郑景贵、刘三和、郭亚胜等在会党与经济权益上都和建德堂及漳泉商人们有所挂钩。（见陈剑虹：）至于亚带与亚记，可能就是在上签名的请愿人之二：叶亚带、李亚记。（见《华人甲必丹》页106）。我判断增龙总坟建立于同治二年（1863）。论证是观贵三人受委建立总坟，完成后，发现附近的李金福墓欠修（或许无碑或为木碑），基于同乡又宗亲又同党又同事等感情，于是在同治二年十一月（1863/64）重修其墓立上碑石。不过，这尚待进一步发掘更多的资料来考证。
⑫ 见张清江译，黄存燊著《华人甲必丹•附录J》页107-109。
⑬ 黄林添之墓在吉辇包区的岭南庙冢里，碑曰：
宁 同治八年七月吉旦
清故林添黄公……
邑 梁石生立
⑭ 维多•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页77-78。
本文曾发表于《人文杂志》第14期，华社研究中心出版，2002年3月，页25-31。修订于2002年9月14日。
并刊载于李永球著《移国——太平华裔历史人物集》（2003年4月）
并刊载于李永球著《移国——太平华裔历史人物集》（200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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