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早殤者喪禮

年輕早殤者在長輩離世辦喪禮時，
做個小紙偶連同他一起超度之

 

最近幾年，發現年輕早逝者的喪事愈來愈隆重，諸如設靈治喪數天、發訃告、延聘僧道念經超度、燒紙屋（靈屋）、幢幡、豐盛祭祀、做旬祭拜（四十九日、百日、對年、三年）等等。

在上世紀（大約2000年之前），相信有了年紀者都有見過年輕未婚早殤者（一般上他們的父母長輩都還健在）的喪事，都不設靈。早上過世，下午就出殯；下午或晚上過身，翌日上午就出殯。不辦喪，不設靈，不搭棚，不僧道超度，不燒紙屋，不用幢幡，不用孝杖，不隆重祭祀（簡單祭祀而已），出殯不用鼓樂。換句話說，如果是在家裡去世，就在殯儀公司的協助下，把遺體裝殮入棺材，就馬上將棺材抬出前往土葬或火化處理。若是下午或晚上離世的，遺體入棺後，將棺材停放在五腳基（家外的地方）處，停放一個晚上，翌早抬棺前往土葬或火化。出殯後不做旬等其他祭祀，只能在忌日及清明節時，由晚輩簡單祭拜，死後也不能上祖先神主牌位。

年輕已婚早殤者的喪事則不一樣，通常他們的父母長輩還活著，但他們可享有傳統喪禮的待遇，即是可以享有設靈治喪、僧道超度、紙屋、幢幡（幢幡的竹子略短）、孝杖、祭祀（祭品略少一些）出殯可有鼓樂等等。不過，棺材不可擺放在大廳，而是在家門外。設靈的日子不可多日，如果他們設靈三天，將來其長輩逝世，就得設靈超過三天（五天或七天），因為晚輩不能僭越長輩，這是傳統的“禮制”。

婚禮前夕的“上頭”就是成年禮，結婚了就是成人，未婚者歸類未成年。此外，未婚老年人（通常指超過60歲的）的喪事呢？這得視其長輩還在嗎？如果都已離世，那麼他們可以享有簡單設靈治喪，比如僧道超度、幢幡（小型）、祭祀（祭品簡單）、出殯鼓樂等等，不可有孝杖。倘若父母長輩健在，那就得簡單治喪，棺材不可在大廳擺放。

年輕未婚者不能設靈辦喪事，有些人會納悶？那麼他們沒得超度，靈魂往哪裡去呢？傳統的做法是，待到其長輩百年之後，才在父母或祖父母的喪禮上連帶這些年輕未婚早殤者一起超度，讓他們借著父母長輩喪禮上的超度，升上天庭與祖先團聚。

為何對於年輕未婚早殤者的喪事如此“刻薄”簡單呢？因為儒家強調不孝有三，一個人必須成家立業，結婚生子傳宗接代，才對得起父母祖先，尤其尚未舉行上頭的成年禮，是個未成年人，未成年就不能享有整套的喪事禮儀。

上世紀曾經有人批評華人傳統喪禮勞民傷財，繁文縟節。而年輕早殤者的喪事從以前的簡單，演變到如今的隆重儀式，花費巨大。這種迥異的演變，實在令人摸不著頭腦，啞然無語！

《聲匯八方》八度空間華語新聞電子報專欄，圖文：李永球，2025年7月23日

水月宮的觀音誕（二）

巡境遊行的觀音佛母大轎

 

上期提到水月宮的“拜朝”，一天兩次，時間是早上七點及下午四點。這是一般的祭祀，二月十八晚上，即十九日的子時，則為“拜壽”，儀式基本上與拜朝大同小異，不同之處在於供品比較多樣。供品加多了糕及水果，還有一大盤的炒壽麵。

糕方面計有：包、發糕、煎堆、黃薑糯飯（上有椰糖炒椰絲）、糯米糍（蔴糍。糯米外皮，內有餡，圓形，外面裹上糯米粉）等等。糯米糍當地客家話嘲謔為“核卵打粉”（hag lon da fun）。所謂核卵，即是睾丸的客家話，雖然粗俗了點，但十分傳神，像極了打上粉底的睾丸。黃薑糯飯，上有炒椰糖的椰絲，原為馬來同胞的黃薑飯，類似西馬的白色糯米“孵蓮蒂”（pulut inti）。炒壽麵在主神處是一大盤，斜插上十二雙筷子，其他神龕處小盤，六雙筷子。

拜壽由宮內謝國彪老先生先向神明拜請，說明今日慶祝觀音誕，並唱諾祈求云云。

拜壽祭祀觀音的“大壽麵”

二月十九日觀音聖誕之日，早上九點舉行“宮內行祭”。這是大型的祭典。共分三次，每一次先拜前殿，再到後殿，重複三次才完成。開始先鳴鑼七下（三下慢，四下快），重複三次，爐主頭家等人全體外出到門口，敲鑼打鼓請先生（謝國彪）來主持儀式。首先是擊鼓三通，鳴鑼三聲，起炮三響（放炮），全體集合在前殿跪拜，進行三獻禮。

謝國彪先生及兩位副禮生，即謝元川與王福仁先在前殿跪拜，行祼（guàn）酒禮，爐主及兩位副爐主也祼酒，全體到外盥手禮（以花水盥洗雙手），再到宮內跪拜上香，進行三獻禮，首獻是酒及冬瓜糖，次獻是酒及紅棗，三獻為酒及冰糖。接著由先生及兩位禮生以客家話宣讀“祝文”，最後獻祝文及金紙，把祝文焚化在觀音爐裡，金紙在化寶爐焚燒，並祼酒。再到後殿進行同樣的祭祀，不過不讀祝文。如此重複三次。最後敲鑼多響，燃放爆竹。儀式進行時，必須奏樂（直笛與胡琴），拜祭結束則敲鑼打鼓。整個儀式複雜隆重，多次重複跪拜。

觀音巡境的頭陣：引路王、執事牌、開道鑼

二月廿日早上則是熱鬧的觀音巡境遊行，一大早，大家都忙於準備轎子、香爐、桌子器物的工作。只有一頂有蓋子的半文轎，供觀音佛母乘坐。五頂為武轎，轎的靠背陰刻文字為天上聖母（三頂）、叔婆太與譚公仙聖。觀音轎頂部邊沿四周都糊上水月宮的黃色靈符，而武轎背後插上四枝三角旗，左右把手處各有一枝三角旗。還有一班人在宮外給折疊桌子上捆綁香爐，共有十一個之多。每個參與者必須繫上宮內提供的細紅布與符咒在手腕上。

一切準備就緒，就開始遊境。以“引路王”為首，他是一名壯漢，頭上及腰間綁著紅布，左肩斜披一條紅布，頭上紅布左右插上一對金花，手持一把紅布包裹的“尚方寶劍”，為觀音護駕阻擋凶神惡煞。接著是兩面執事牌“誠心齋戒”、“污穢勿近”，兩面“開道”大鑼，其後則為多名孩童手執三角或四角各種顏色旗幟。來自勞勿龍獅體育會天聖傳香的“官將首”緊跟其後，所謂官將首即從台灣學習來的民俗陣頭，陣員面上畫上色彩鮮豔的臉譜，服裝亮麗，手執各種不同的武器，動作威武，引人注目。再來是抬爐桌 ，每張桌子上有個香爐，前後各有兩個人抬動著走，沿街有香客持香膜拜，把香插進香爐內。過後，觀音佛母的大轎，在兩枝大日月扇及一枝涼傘陪同下徐徐而至，最後才是五頂武轎。

謝元川、謝國彪、王福仁以客家話宣讀祝文

走了布賴村大街，就到附近學校的草場進行集體膜拜儀式，共分兩組第一組是“布賴大眾”，第二組是“布賴婦女會”。祭拜儀式與“宮內行祭”一樣。在進行及離開草場時，遊行隊伍繞草場三圈，其中觀音轎是停在涼棚裡，供其他武轎朝拜的，也有將武轎抬高讓善信們從底下鑽過去祈求平安興旺。

 

《星洲人》電子報專欄，圖文：李永球，2025年6月25日

早期日本南來的苦力

 

原不二夫著、劉曉民譯《英屬馬來亞的日本人》一書，是參考查閱了許多日本及英國殖民地留下的文獻檔案而寫成，資料頗珍貴，是了解日本苦力（包括農民、商人等）在我國的可靠材料。

日本“殖民協會”宗旨是預防日本人口過多而積極進行移居殖民事業，主張在海外殖民，日本的貨物能夠出口，海運得到振興，隨之可實現海軍的擴張等。1896年5月，石原帶領家鄉及其附近的27名貧農和佃農遷居到柔佛麻坡，這是最早的日本農業移民。結果失敗告終，一部分死亡，其餘離散了。

20世紀初期，日本，移民前往馬來亞的日漸增加，大部分在橡膠園工作。其中一位日本苦力釣田時之助記述說：“在柔佛……各處的橡膠種植地，現今需要2萬名以上的日本人勞工……（‘土人’不勞作，‘中國人’不好管理）”文中的土人即指馬來人為主的土著，不勞作就是不工作，而中國人則不好管理。作者在〈序〉裡直言不諱指出“……日本人始終認為馬來人懶惰，實際上馬來人自古以來就很懶的一般說法已經令人深信不疑……”此說法偏頗，不應如此刻板地視馬來人為懶惰的民族。

書中有一段提及日本苦力在太平郊區直弄（Trong）橡膠園工作的情況，引起我的注意。英國人HSE（Hidden Streams Estate）位於霹靂太平郊外25英里的直弄，該公司於1912年，請求新加坡諧街的東洋移民合資公司召集150日本人勞工過來工作。當時霹靂的各族的日工資不一，泰米爾（印度人）34-55分，爪哇人30-60分，中國人40-80分，日本男人70分，婦女及未成年人按勞取酬。其實之前已經有30名日本人在此工作，他們在印度工人罷工時，是幫助經理進行抗爭，得到經理的信任。誰料日本中介人中川三次郎私用了發給日本工人的錢，導致無法支付工資，中川與日本人發生糾紛，導致與經理動武破壞器物，結果全部離開橡膠園，給經理帶來極大困擾。

11月12日，79名日本人乘船南下，27日到了新加坡，再轉船到檳城，29號早上到達後，改乘渡輪到北海，隨即乘坐火車到太平，下午5點到達，在日本人旅館“八幡館”吃晚餐後，分乘11輛牛車直到HSE橡膠園，另外有一輛公共汽車分兩趟載人到直弄，這一批人到直弄後，還得再轉坐馬車進入橡膠園。12月2日開始工作，時間是早上6點到10點，上午10點半至2點。

橡膠園內有中國人商店，東西少價格貴，“移民的膏血有可能被中國商人吸收”。因此加藤以本身的規定的價格向八幡館訂貨物，直接送到橡膠園來，不跟中國人購買。

這批日本人不久後患上瘧疾，1913年2月間他們輪流患瘧疾住院，其中一人死亡。導致他們充滿恐怖心理，加上某種迷信，都不願意繼續下去，經過與園主協商，2月7日他們全部離開前往新加坡去了。

上文提到的中國人商店物價貴，其實情有可原，當時太平到直弄的公共汽車票60分，直弄到橡膠園的雙人馬車車費2元半。橡膠園內的是小雜貨店，老闆從太平辦貨運到園內，車費肯定花掉很多，價格貴理所當然，指中國人吸膏血顯然是偏見。

書中提到日本人要求較高的工資，對於開芭的幸苦工作不大願意做。馬來亞最多日本苦力的時候約近9千人。與所有移民苦力一樣的，日本人來到馬來亞也是辛勤勞作，可是對於氣候、疾病和環境，他們就不大能適應。大家若有興趣請去讀此書，書中詳述了日本人南來當苦力的情況。

 

《聲匯八方》八度空間華語新聞電子報專欄，圖文：李永球，2025年7月7日

 

水月宮的觀音誕（一）

亞答葉搭建的神壇，供奉風火院諸神

吉蘭丹布賴水月宮

供品：三茶五酒、果品（水果五盤與甜品五盤）
、齋素五碗、三碗庶饈及兩碗飯。

吉蘭丹內陸南部山區有個小村“布賴”，數百年前，既有廣東客家人移民到此，早期華人先民為了生活而來到這裡採金，後來落地生根而定居下來，經過數代繁衍，逐漸形成了一個客家民俗文化濃厚的小地方。

布賴是個小地方，人口不多，近年人口逐漸外流。村裡有座古廟“水月宮”，主祀觀音佛母，副祀關帝、財神、譚公爺、福德正神（伯公）、大媽、二媽、三媽、叔婆太等等。

觀音神像是明末清初的畫像，據說是一位外號“疤頭四”的人，從中國帶過來，後被村民築廟奉祀迄今，如今畫像嚴重斑駁破損。三位“三媽”為陳林李三奶夫人，大媽是陳靖姑大奶夫人、二媽為林默娘二奶夫人、三媽為李三娘三奶夫人。中國福州的陳林李三奶夫人，二奶夫人卻不是林默娘，而是林九娘，在水月宮裡認為她就是媽祖林默娘。但也有指三位“三媽”均為媽祖。

每個神明各司其職，觀音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關帝忠義正直，是學習的榜樣，財神施財賜寶，財源興旺，譚公爺治病救世，大降甘霖，消除災厄，福德正神統管土地上的一切事物，賜予生意興隆，各行各業興旺，陳林李三奶夫人為婦女兒童的保護神，除病驅邪，叔婆太則為管理農業的種植與畜牧業等等。

每年二月十九觀音佛母聖誕日，水月宮大事慶祝，儀式為客家儀式，既古老又傳統。從二月十五清洗水月宮開始，二月十六日，以亞答葉搭建一座臨時“鑼鼓棚”，內供奉風火院諸神，裡面擺著鑼鼓、二胡等樂器。

二月十七日的儀式多，“彩壇”即把神明的金花紅布球全換新的，書寫墨字紅對聯貼在宮內多處。“安神”即安奉上風火院、廚房監齋爺、大將軍等臨時神位。下午四點到七點半之間開始“封齋”，全村善信都得吃素齋戒，村內原有泰國回教徒經營葷肉飲食店的，也因為華人神誕吃素而休業，直到開葷為止。晚上九點投筶（珓）問神，獲得聖杯後把神明及香爐拿出到宮外繞一圈回到宮內，神明安奉回原處，香爐則擺放在前殿的香案上。最後恭迎村內的水德星君及三位拿督公到水月宮內赴醮，在前殿設立祂們的臨時神位，共同慶祝神誕。最後來一場神明到齊的“落馬祭拜”，表示神明到來下馬，給祂們洗塵。

上述提到的風火院神明，指的是戲神田都元帥及所有戲劇音樂神明，包括宮內已故的樂師們。大將軍則為布賴村內早期為民捐軀的先輩們，諸如早期布賴村與土著發生衝突，還有幾次與外村的械鬥，以及日寇南侵時的抗日戰爭等壯烈犧牲的烈士們。大將軍神壇處，擺放了早期械鬥時的火砲（火銃），以及腳鐐及木棍，那是布賴甲必丹捕捉犯法者的器物。

二月十八日，走到村尾地方，供奉了臨時“先賢公”神位，均為早期亡故的先賢們。下午四點“拜朝”，晚上11點半“拜壽”。拜朝儀式：先出外鳴鑼三響，眾爐主頭家及理事會一起跪拜（三跪九叩首，多次），燒起檀香爐，爐主獻茶，接著是給諸神明斟酒，最後是獻金紙。先是祭祀主殿，再到前殿、水德星君及拿督公、大將軍、監齋爺、最後是先賢神位。供品方面是三茶五酒、果品（水果五盤與甜品：紅棗乾、龍眼乾、冬瓜糖、冰糖、荔枝乾）、齋素（冬粉兩碗、黑木耳、金針、腐竹）、三碗庶饈（素菜餚）及兩碗飯。

開始祭祀時，得吹奏音樂（管弦樂），祭祀結束就敲鑼打鼓（敲擊樂）。管弦樂採用西洋直笛（以前是中國笛子及蕭）、二胡、椰胡、廣東二弦（早期是演奏八音，樂器為蕭、笛子、椰胡、廣東二弦、小揚琴、古箏、笙、琵琶）。敲擊樂是一面鼓，一面銅鑼及鐃鈸。敲擊樂也用在街上走動前往祭祀其他地方或請神時等等。由於西洋直笛與胡琴出現不同調的情況，所以彈奏的曲子顯得不合調。

 

《星洲人》電子報專欄，圖文：李永球，2025年6月11日

為民捐軀的大將軍神位，旁有火炮、腳鐐等物

 

無量壽佛·無量壽福

 

眾所周知，佛教徒見面互相以阿彌陀佛來問候祝福。回教徒則是“Assalamualaikum”（願真主賜你平安）。那麼道教徒呢？

上世紀6、7、80年代，港台出產的中文古裝電影，凡是道士一出場，第一句話是“無量壽佛”。曾經有一位基督徒詢問我，佛教徒及和尚見面口念“阿彌陀佛”，為何電影裡的道士口念的也是“佛號”？無量壽佛屬於佛教的聖號，並不是道教的。

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的“無量壽佛”條目解釋：“梵文Amitayus的意譯，音譯‘阿彌多庾斯’。即‘阿彌陀佛’”原來無量壽佛就是阿彌陀佛，道士口念無量壽佛就顯得不恰當，難道道教就沒有一個屬於道教徒的聖號或祝福語嗎？

為何古裝電影的道士都口念無量壽佛？在閱讀《紅樓夢》時，就發現書中道士竟然是口念“無量壽佛”。該書第廿九回提到初一日，賈母、李氏、鳳姐、薛姨媽、寶釵、黛玉等一行人浩浩蕩盪前往清虛觀打醮，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響，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眾道士在路旁迎接：“……賈珍到賈母跟前，控身陪笑說：‘這張爺爺進來請安。’賈母聽了，忙道：‘攙他來。’賈珍忙去攙了過來。那張道士先哈哈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安康？眾位奶奶小姐納福？一向沒到府裡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托老太太萬福萬壽，小道也還健康……’”相信古裝電影的道士口念無量壽佛，是源自《紅樓夢》這本書。

事實上道士口念的祝福語是“無量壽福”，那是多年前與新加坡及中國道教界的道士們接觸後才找到答案。無量壽福與無量壽佛只一字之差，卻完全不同意思。前者是祝福大家都有“無量的壽命與福氣”，後者則為佛教的阿彌陀佛。

查找網上“百度百科”——無量壽福。其解釋為：“乃祝福善信的一個專用名詞，為道教及佛教所使用。由於在西南地區的方言中，‘無量壽福’的‘福’字發音與‘佛’相近，為了避免誤解，全國道教統一以‘福生無量天尊’作為常尊聖號，後來道教改用‘福生無量天尊’關於‘無量天尊’，道教正一派有‘三無量’一詞，也可容為‘三無量天尊’……道教有‘度人無量天尊’、‘福生無量天尊’、‘功德無量天尊’等，這些都是完整的天尊稱號。”

福與佛在一些方言發音相同，認識的一些老人家，把“佛”與“福”唸作fù（音：父），福建說成“父建”，佛教講成“父教”。相信他們是受到早期從中國某些地方南來的老師教導所影響而有的讀音。

當今的道教徒，除了無量壽福，無量天尊、福生無量、福生無量天尊，都有人以這些來互相祝福問候。

 

《聲匯八方》八度空間華語新聞電子報專欄，文：李永球，2025年6月19日。

圖：中國王冬傑提供

從勞工到市議員（完結篇）

 

    上期說到王建林養豬，他與王經是太平兩家最大的養豬農，各養有兩百頭豬，其他均為小豬農。

    上世紀70年代，有一夥人從事豬肉生意，就跟豬農買豬宰來賣給豬販。可是他們“食秤頭”，向豬農買豬100斤只報7、80斤，賣給豬販則報多一二十斤，買與賣雙邊都吃秤頭，而且態度凶悍，豬農及豬販雙方深受其害，宛如啞子吃黃連，不敢吭聲。每當王健林向他們收賣豬的錢時，故意拖延或不給，並說“人肉不能吃”，要就拿去我的肉。豬農被欺負得苦不堪言。

於是，王建林發起“拉律峇東農民合作社”，自己殺豬自己賣，但受到他們的百般阻撓。王建林請了一位宰豬工人來殺豬，受到他們的恐嚇馬上辭職不敢做，他們非常不滿，怒氣沖天恫言“明天我們不宰豬，要宰王建林”。這令他有點擔心，於是電話聯絡一位認識的印裔警長，他派了一位警察過去保護他。第二天他另外請一位工人來殺豬，也是面對他們的辱罵譏諷，但這位工人為了賺錢養家堅持做下去。有警察在現場，工人順利完成了殺豬工作。

由於是豬農自宰自賣，豬肉價格比其他豬販來得便宜，整個萬山（巴剎）裡，唯獨他們合作社的最好，第一天二十四頭豬全賣完，因為價格便宜，且足斤兩。其餘二十三攤生意慘淡。他在合作社的攤口寫著大字海報，合作社的宗旨“一斤十六兩。不殺病豬。不殺母豬。逢年過節不起價”（注：母豬是更年期的豬，無法生育，老化，肉質硬韌，價格便宜）。所以生意一枝獨秀。到了今日合作社還存在，會員約有兩百名，不過合作社的肉攤已經轉為私人經營，不再屬於合作社的生意了。

當時曾有人勸他不要如此強硬會得罪人家，擔心他被人打。當年私會黨猖獗，各處都有“界線”，一般人不敢亂闖別處的地盤，但他們都很尊重王健林，他自由出入各地都沒事。

1963年地方選舉，他代表勞工黨出征，結果當選，年僅23歲，他們十位來自不同政黨及獨立人士，組成了“聯合陣線”執政。到了1967年，因為有4位市議員跳槽成為親聯盟獨立議員，導致聯合陣線瓦解，政權易手。

當市議員時他堅持勞工黨原則。不拿金錢包括禮物，但還是有人送來紅包及禮物，都被他一一拒絕。有一次有人拿魚蝦給他，當時租住在福州會館樓上，他知道了拿還給那個人，並說我不能拿人家的東西。可是一小部分議員則好色貪財，曾經有地牛（衛生官）取締挑擔子沿街售賣的無牌小販，小販向某議員求助，他索取40元，拿了錢卻沒去處理，最後被開除黨籍。

王建林開辦了“王建林駕駛學院”，生意興隆。當時太平已有教車公會，會議上全體討論必須遵守原則，不可減價競爭。他與金城教車公司遵守原則，誰料一些公司暗中削價招收學徒，導致其公司數個月連一個顧客都沒有，公司有十多名伙計每個月開銷極大。當他知道原由後，便與金城兩家公司向陳唱公司各訂購五輛新車來教導駕駛，一口氣買下十輛，打破紀錄，連該公司的大頭家也來見他們。一輛8000元，獲得減80元優惠。他們借銀行錢買下，每個月供期付款予銀行，也跟著削價招生，生意馬上興隆，甚至報名後安排到翌年才有空位，學員也接受，其公司因而賺大錢。

當市議員時，有一家油公司要開一家油站在甘文丁路，基於安全問題，居民劇烈反對，王建林聽從民意亦不贊成。油公司派來香港的紅毛高級人員向王建林請求，他堅不妥協。對方無奈便托人來說，願意私下給予一筆巨款，希望他通融。他更加強烈拒絕，最後那個紅毛說，他第一次遇到不貪錢的華人，雖然無法合作，但還是願意交他這個朋友。當聯合陣線倒台，王建林不再是市議員後，甘文丁路上就出現了多個油站。

 

《星洲人》電子報專欄，圖文：李永球，2025年5月28日

從勞工到市議員（三）

 

    上期提到王建林在一家雜貨店工作，有一日，由於工作太累，晚上糊紙袋時睡着了，半夜下起雨来，淋濕了紙袋，翌日一早老板發現就給他一巴掌，他怒氣冲天，與老板打架。事後就不想再留在這裡，便走去對面品相咖啡店講起此事，咖啡店老板（廣府籍）馬上叫他在此工作，於是改當咖啡員工。工資一個月也是20元，工作時間更長，早上做到晚上11點左右，晚上還得顧麻將桌，賭友是賭到天亮的，他就睡在旁邊的帆布椅，經常被他們戲弄，如拿冰塊放進他的嘴巴裡，令他嚇得跳起來。老板的祖母嘴巴一直唠叨不停地講他，他受不了每天與她應嘴吵架，因此學習到了廣府話。

    後來辭職不幹，自己踏脚車販賣糕粿，在太平市區割了糕粿到甘文丁等地區售賣，一天一百塊的糕粿，賣完可獲三元，賣不完就虧了。一塊糕粿售價一角錢，兩塊則優惠賣一角半（15分）。除了糕粿，也販賣冰激凌、麵包等等。

    後來到甘文丁海南人經營的麵包店“和成”當學徒，諸如刨椰絲、燉咖椰、做麵包等等，他在此也學到海南話。工資一個月35元，一週休息一天，每天下午得踏三輪車載麵包到太平古打律，寄囉哩把麵包運到十八丁售賣。

而父親則在非法地耕種番薯、辣椒及菜豆等。番薯是築起一條“番薯堤”，栽在堤上的番薯曬不到陽光才不會臭“兄”味，然後在番薯堤之間的“番薯溝”裡，栽種芋。他們也養豬，即向魚販買了臭魚來餵豬（有摻其他飼料），豬屎則作為肥料。先把豬屎倒進地下的土坑裡，待發酵後裝進鐵通煮成稠狀就拿去給植物沃肥，煮過的豬屎殺死了屎裡的細菌，避免植物被細菌吃了爛掉死去。也將發酵後的豬屎裝在室內一個大槽裡，蓋上鐵蓋，蓋上導上管子，把豬屎產生的沼氣引到火爐處做燃料，類似“瓦斯”煤氣。

至於植物生蟲問題，則採用“羅籐”來驅蟲。那是一種植物的根，搗破它後浸水，就呈乳白色，拿来噴灑農作物，蟲蟻因為味道而不來吃果實及葉子，是大自然的驅蟲劑。三個月番薯收成後，就把番薯堤上的泥土推倒覆盖著芋，芋才會長大。芋必須種一年才收成。他經常來協助父親務農。父親後來搬到新華園附近的非法地耕種，也學會踏三輪車，就自己踏蔬菜到甘文丁賣给人家了。

    養豬處附近有廢礦潭，他們就養了草魚（唐山魚）、南鼓魚、絲吧魚、土剎（鯰魚）、鱧魚等等。魚販每隔一段時間會到來購買，整個潭裡的魚全買下，一斤才數角錢，而市價草魚一斤是3元。價格由魚販說了算，一般上都不敢還價，不然他們會杯葛不買。

    隨後，王建林與友人余玉合股頂下甘榜檳榔一間雜貨店，每人出資三百元。雜貨店生意一般，他就到漢英書局買了一本字典《辭源》（五元五角），抄下生字來學習，進步神速，於是開始寫文章投稿，第一篇稿寄到香港《知識半月刊》（孟君主編），文章題為《語言夢》，乃諷刺小品文，譏諷本地一些民選市議員不做事，靠着懂得英文，受到人們的奉承，又受到英女王的封賜等等，他預言自己也想當市議員。這篇稿費十餘元，令他興奮不已，於是不停地寫稿，筆耕不輟，一天可以寫兩三千字，多數是時事評論雜文等文章。有時候一個月的稿費有數十元，幾乎是他的一個月的工資。

雜貨店生意不好，便與合股人結束生意，改到太平依斯甘達路的“興發”水果店當員工，工資80元，每天工作，睡店裡，吃老板的。這時候余玉又邀他合資在亞三古邦樹下開咖啡攤，那里是杜添福律師家族的土地，租金一個月15元，旁邊有一水果攤，還有一家印度回教徒的嘛嘛咖啡攤。

 

《星洲人》電子報專欄，圖文：李永球，2025年5月14日

白事帛金是整數還是單數？

 

太平最近出現了出頭一塊錢的帛金

在我國，若有人家辦理喪事，親友多會過去“坐夜”弔唁並給予現款“帛金”。在上世紀6、7年代之前是不給帛金的，而是送給喪家香燭紙錢，喪家收到這些東西，必須在“三年”（僅是廿四個月）孝期內用於祭拜，直到把它們全部燒到完。也有送予輓軸、輓幛、輓聯之類，甚至源自西方的花圈或現代的電子花圈。

帛金，規範稱為“賻儀”、“賻金”等，在中台等地方是以白色的“紅包封”（白包），把款項放進裡面饋贈給喪家。而我國一直以來均是給予現款，近年有些殯儀集團有提供白包，不過極少人使用，反而有人採用電子錢包。而帛金的款數，通常所見是整數如：10、20、30、50、100、200、300、500、1000不等。

劉志文主編《廣東民俗大觀》：“戚友或備奠儀、或送燭、送輓聯，其常用語有燭敬、香敬、奠敬等。同宗或同鄉可送錢，包以紙，有的書‘代燭’二字。今新風俗弔喪送錢，是表示對死者家屬的關心與慰問，故多稱‘慰唁金’。” ；“前來悼唁者穿白長衫，到門口要先給號房遞上‘紙儀’（用白紙封上奇數現金）；一進門，樂手敲響幫鼓，吹奏嗩吶，哀樂齊鳴，司儀者高喊‘哭謝’，於是靈堂傳出一片哭聲。”奇數即單數，可見中國有白包單數的習俗。

有位讀者問我，其一位客家朋友（馬來西亞）說，客家風俗帛金尾數必須是單數，也就是多出一塊錢，如51、101令吉不等。無獨有偶，一位住在廣西的朋友也說，當地某些地方風俗白事也是出頭一塊錢，如201元不等。台灣葉俊麟君向我說，台灣習俗白包尾數是單數，例如台幣2100元或1100元，不會是整數2000或雙數1200元。

為了調查馬來西亞是否有出頭的單數，我以whatsapp詢問了各地朋友，回覆如下：

  沙巴李健鵬：多數是整數；砂拉越詩巫蔡宗賢：整數；砂拉越古晉沈冠名：多數整數，也有發現給出頭一塊錢的；砂拉越西連陳阿川：以前7、80年代有出頭一塊錢，其父親1987年去世就有收到多出一塊錢的帛金，也有人是送來金銀紙與布；吉蘭丹哥打峇如黃博諄：大多數是整數、王振南：沒聽過出頭一塊錢的說法；關丹楊銀梅：整數。峇都巴轄陳先生：整數；柔佛玉射鄭正和：整數，沒聽過多給一塊錢的習俗；馬六甲張家豐：整數、陳寶全：整數；檳城戴金成：整數，近年從外面傳來開始有了出頭一塊錢的帛金；吉打伍榮錦：整數；森美蘭陳嵩傑：整數、張金祥：整數；吉隆坡李瑞雄：整數、葉志剛：整數、陳士仁：整數；沙峇安南顏偉傑：整數；仁嘉隆高興吉：整數；丹絨士拔沈國平：整數；巴生陳寶來：整數；金馬倫黃亞成：整數；怡保陳盛億：以前在新村，大家都有共識給21或37元，現今此傳統漸漸消失，都給50或100不等，以前帛金給單數的含義是喪事只辦一次，不能成雙、龍頭岩李修芳道長：上世紀5、6、70年代都是給出頭一塊錢的，後來逐漸消失。至於太平都是整數，最近本人幫一喪家寫帛金，竟然有兩個是給出頭一塊錢的。

綜合上述的調查，帛金給多一元在我國早期就有了，近年又開始出現，但不盛行。帛金出頭一塊錢原因是喪事屬於不吉利，不希望再次發生，所以禁忌成雙成對的整數。

 

《聲匯八方》八度空間華語新聞電子報專欄，圖文：李永球，2025年6月5日

李光地妒賢？

 

李光地（取自網絡）

李光地，福建安溪湖頭人，字晉鄉，號厚庵，諡號文貞，生於明崇禎十四年（1642年）。曾祖父九賓，祖父先春，父親兆慶，母親吳氏。十二歲讀完了所有書經，康熙九年（1670年）考中進士，殿試第五名。曾經獻謀破耿精忠的叛亂，以及率兵打敗劉國軒軍（明朝位於台灣的鄭氏兵隊），他推薦施琅成功收復台灣，後到北京當官，乃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康熙二十七年任會試正考官，武殿試讀卷官。三十五年（1696年）擔任兵部侍郎銜督順天學政，四十二年遷吏部尚書，四十四年召拜文淵閣國學士等官職，以文淵閣大學士的官職最大，有“相國”之稱。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逝世，享壽七十有七虛歲。

歷史上李光地是個飽讀經書，雄才大略的人物。可是在福建民間裡，有著一些關於他的傳說卻是負面的，比如說他妒賢以及官大欺小等等。一說他在當考官時，不選拔福建的舉子，讓他們落榜，蓋因他極為妒賢，不讓福建人當官勝過他。另外一個是他的官大，其親家官獻瑤官小，有一次他知悉親家即將經過他的官府門前，為了作弄他就把糞便潑滿在門口路上，以為親家經過時，因為官位比他小就得下跪，那就跪在糞便上了。可是當天親家是奉旨代君巡幸，到了其官府，李光地親自站在門口迎迓，等待親家落轎拜見他，熟料親家不出轎，口中說道：“權君冠順治，大鑼再開十三下”（福建話），鳴鑼開道者即刻打響十三下大鑼，李光地聽到鑼聲，才知道親家是代皇帝巡幸，反倒他必須下跪叩首迎接“皇帝”，導致他的雙腳與頭沾滿了糞便。作弄親家不成，反作弄到本身。於是民間就有了“李光地潑屎家己（自己）跪”的傳說。（口述者：溫鑽華1932-2013，訪問於1998年7月，太平）

當然這是個傳說，實際上李光地有這麼壞嗎？從李雲川撰《安溪文化教育發展史》中發現根本是子虛烏有之事。一：李光地壓抑外孫鄧啟元，不給中狀元。查啟元於雍正五年（1727年）中榜眼，是得第於李光地逝後九年。光地不可能決定其功名，況且啟元也不是光地之外孫。二：官獻瑤於乾隆四年（1739年）登進士第，是光地逝後二十一年之事了，官獻瑤在乾隆二年進京會試，沒中，造訪光地之孫清植辭行，清植當時任侍郎，勸他留居其官邸進修，並推薦他拜蔡世遠、方苞為師，果然在三年後中進士。（載於《新加坡安溪會館金禧紀念特刊》）

由此可見，民間傳說很多是不可靠的，尤其一些歷史事件或人物傳說，倘若是負面的，真的會詆毀一輩子。網絡上也可找到關於李光地的正負評論，有興趣者可去查看。

（參考南方大學學院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藏書：《新加坡安溪會館金禧紀念特刊1922-1972》，內有數篇關於李光地的文章。）

 

《聲匯八方》八度空間華語新聞專欄，文：李永球，圖取自網上（若有侵權請告知，即刪除），2025年5月20日

從勞工到市議員（二）

 

當年排華時，王建林與家人逃到嬸婆住家避難（背後角頭間）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和平不久後，馬來亞多處爆發排華事件，峇都古樓也不例外。某日，一群馬來同胞密謀舉事排華，當天上午，六虛歲的王建林看到馬來同胞經過他們的店外，脚車載着麻袋，内有巴郎刀等武器，一些馬來顧客經常賒賬的，一些則與父親感情要好，父親經常請他們抽煙，這一些人感到內疚，不敢從店前經過，改從店後小路走，遇見他們也低頭不打招呼。峇都古樓的華人聞風驚動起來，郊區華人婦孺受到驚嚇紛紛跑到古樓小鎮來，王建林與母親及兄弟姊妹也逃到古樓街上嬸婆的家，留下父親一人在店裡守護。

王建林站在嬸婆店樓上旁邊騎樓上，見到對面一位認識的馬來同胞也是站在騎樓上磨刀霍霍，手舉起長刀向他說：“今晚要殺華人”。鎮裡華人集體商討後，決定由男丁顧家，婦孺全乘囉哩前往太平市區避難，可是半路上卻有多棵橡膠樹横倒一地，顯然有人阻止他們的逃跑，於是囉哩只好掉頭回到峇都古樓。後來聽說是警方出面，才平息風波。事過多年後，王建林才探聽到消息，原來是有一夥人出面斡旋，才把事情撫平。事後王建林問起認識的馬來同胞關於此事，他們說平時王頭家（建林父親）待他們不薄，覺得愧疚而不從其店前經過。

    1948年馬來亞共產黨與英殖民地政府展開戰鬥後，英政府軍經常入山剿共。曾有一次，英政府軍的本地兵士剿共出來，肚子餓了，經過他們的雜貨店，就進去說道“頭家，我們肚子餓了”，就不客氣拿了餅乾（裝在鐵桶裡，外層有透明玻璃片）來吃，也拿了高淵泉海汽水廠製造的黑瓶汽水（沙士、蘇打水、橙水）來喝，結果整間小店被搬一空，錢没付就走了。他的父親差點哭出來，可謂血本無歸。又某一晚，一位年輕人到店裡來，講福建話說要買一個“土油珍”（裝油的鐵桶），價格是五毛錢，可是他付了兩塊錢，走時他說“阿伯，我是山頂來的”，其父聞言整個面色一驚，當年與馬共人員接觸是危險有罪的。

大約1951年，英政府軍在峇都古樓一帶打死一位馬共士兵，於是英政府有意進行“移民”，把當地居民移到其他地方。王建林被之前排華事件嚇到了，向父親建議搬家到姊夫在新港（甘文丁）之處居住。決定搬家後，所養的十多頭羊，送給一位馬來大嬸，蓋因排華時，她曾經叫他們全家躲進其家內，以保護他們，他們雖然沒去住，但一直感激她的善良真誠之心。

搬家後，父親就到七英里處某個橡膠園當雜工除草砍樹等工作，與印度同胞一起住在苦力屋裡。後來全家再搬到“炎成園”橡膠園工作，他們一家連同另外三家工人，獲得住在園内以前紅毛人經理留下的大洋房，華人經理另外住在附近新建的洋房。

工人每除一棵橡膠樹的草可獲一角錢，每棵樹左右之間相距十英尺。建林也協助除草工作，他可以除大約五十棵樹左右，可獲五元。其父除七十餘棵獲得7元多。不到一年，經理發現了他，說聘請童工是違法的。於是他就到甘文丁第二條路的王氏宗親雜貨店當員工，工資一個月20元，一年只休息一天年初一。工作時間從每天早上六七點開始到晚上，關店了還得糊紙袋，以舊報紙折成三角形或長方形，再用漿糊糊之，晚上就睡在店後的帆布椅（床）上。

 

《星洲人》電子報專欄，圖文：李永球，2025年5月3日

從勞工到市議員

 

    太平前民選市議員王建林，乃六十年代迄今碩果僅存的政治人物，雖然只是一名市議員，但一生經歷了風風雨雨，充滿坎坷傳奇。當今採訪他，為了留下其個人珍貴的太平地方歷史資料。

    其父親王長印（1966年逝世，69歲），祖籍福建同安馬巷珩厝村，父親從中國南來，不曾受過教育，但懂得看報紙。母親李英（英菜）是檳城娘惹，婚後在霹靂峇都古樓（Batu Kurau）附近甘榜巴野（Kampung Paya）小地方，向一位馬來同胞租地開啟一間小雜貨店，無招牌。父親不會踏腳車，一星期三天，以肩挑担子到附近馬來甘榜販賣雜貨，路程大约三四公里到甘榜知知加西（Kampung Titi Kasai）、甘榜色本乃（Kanpung Sempeneh），最遠去到甘榜霹靂（Kampung Perak），挑了諸如糖、鹽、油、咖啡粉、亞三膏、峇拉煎、麵粉、羅哥草（烟草）等三十多樣，每一樣約一兩斤，油則是一“珍”（四方鐵桶，三元一珍），顧客們購買的份量很少，以五分或一、兩角钱為多，普通雜貨以舊報紙來包裝，油則由顧客以玻璃瓶、鐵罐、牛奶罐来裝，一些顧客以物物交換方式來交易，他們會賣出樹膠（小量約一兩斤）、檳榔、白米或雞蛋等等土產。通常都是滿滿兩籮筐出門，也是滿滿兩籮筐挑回來。長印的雜貨是向峇都古樓的“泉豐”（當地的批發商，祖籍福建同安，頭家是陳道恩）雜貨店批發來賣。其母親則看守雜貨店開門做生意，生活過得一般。

    1940年，王建林誕生於峇都古樓，上有兩位姊姊，下有兩位弟弟和兩位妹妹。他身為長男，6歲之際，就讀當地的光明華小一年級，由於聰明伶俐，獲得跳班到三年級，又再跳班到五年級，前後只讀了兩年多的書。光明華小由當地一些商家每個月捐出一元來維持。這時候，他見到父親經常生病，又得挑担做生意。於心不忍，就退學協助父親，他以不到十元的價格買了一輛大車架的脚車（男裝腳車，車身處有橫梁銜接，專供運載重物），當時年級小，坐不到車座上，只能以身體穿過横梁底下踏，一手夾住横梁，一手扶車手，協助父親載貨物。去販賣雜貨時，担子不重，就由父親挑着去，回時檳榔樹膠很重，一部分樹膠由他踏腳車載到甘榜知知加西賣給華人頭家李九年的樹膠店，此後父親比較輕鬆，生活也比較好一點了。由於王建林聰明會讀書，父親每經過李九年的店，身為學校董事長的李君，苦口婆心勸他給建林繼續讀書。而校長洪永錫則向建林說，他願意代付學費，也可以到他的家來住。可是為了協助父親，建林毅然放棄學業。

這時候他也幫忙雜貨店生意，顧客群都是馬來同胞，他們一次來會購買多樣雜貨，一般均為一兩毛錢的，父親包裝好，建林協助將之逐一放進籃子裡，一面放，則一面心算把價格一個個加上去，當全放進了，價錢也就算好，便告訴顧客總數是若干錢。可是顧客不相信，認為他都沒計算如何會知道總數呢？於是在懷疑之下，就向其父討了一張香煙硬紙（包香煙的硬紙盒，通常都用於寫東西做草稿紙），以筆寫下貨物價格，再逐一加起來計算，結果分毫無差，馬來顧客覺得不可思議，怎麼一位小孩子都没計算就能知道總數，於是回去甘榜宣傳，一傳十十傳百，大家紛紛到店裡來買東西，順便瞧他厲害的心算，個個皆稱讚不已，無不嘖嘖稱奇！

 

《星洲人》電子報專欄，圖文：李永球，2025年4月18日

清朝的辮子

 

    清朝統治中國初期，實行了剃髮易服政策，強令漢族與少數民族，必須改剃滿族的“髡髮”及穿著滿族服裝。此令一出，引起群眾的強烈反抗，卻遭到清廷的血腥鎮壓，所謂“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從此漢服及束髮在中國消失數百年。

    昔年，當西方人一看到中國人的辮子，就譏笑為“pigtall”（豬尾巴）。魯迅的文章裡曾經提及中國學生在日本留學，因為長辮子而備受日本人歧視。網上《網易》有篇文章講述一位清朝駐美國外交官，即駐美公使館陸軍武官譚錦鏞，在1903年9月，忽然被美國警察羞辱他為：“中國人，黃皮膚的豬！”他懟回：“中國人也是人，請你自重！”對方說：“中國人也是人？瞧瞧你的豬尾巴！”並囂張打了譚錦鏞一個耳光，譚氏功夫極好，反手把警察打趴在地，警察挨揍後吹哨求救，其他警察過來圍困譚氏，他即刻亮明身份，卻被不領情的警察們怒罵：“只要是中國人就該打”。他難敵眾人被打倒在地，並綁在大橋欄杆上，辮子也栓起來示眾，飽受屈辱後被帶到警察局，當局不聽他的辯解，清朝公使館也無能，始終保持沉默不敢抗議，最後他被舊金山一位華人富商以重金把他贖出來，受到如此恥辱，譚錦鏞流著眼淚縱身跳下大橋自盡。（註：一說他是被誤為通緝犯並遭受侮辱而自殺）

    繪圖閩南語長篇小說《夢棋緣》也有一段類似的情節：“……鄰座有一個二十幾歲的唐人，理短髮，穿洋裝，從背後伸過手來撫弄陳仲謀的辮子，哈哈大笑說：‘大家看，豬尾！豬尾！’還坐著的陳仲謀感覺有人耍弄他的辮子，錯愕了一下，猛然回頭看。那唐人又向眾人說：‘中國豬！中國豬！’……‘汝頭殼後那條烏烏細細長長茸茸的物件，無像豬尾，像啥貨？’……‘我的頭毛像豬尾不像豬尾，是憑汝的嘴講的！我明明是人，汝怎樣講我是豬？’……‘汝是中國人，留著豬尾，不是中國豬是啥貨？’……‘我的祖先是唐人，我是本地出生的，但是我無留豬尾，怎樣？’……‘汝既然是中國人的囝孫，汝的祖先也留豬尾汝就是豬囝豬孫！’”最後兩個人打起架來了。

    上述資料顯示清朝時期的華人因為長辮子而遭受外國人歧視，甚至西化的華人也會嘲笑羞辱之。老一輩的曾經向我講述，以前的馬來半島，英殖民地警方在捉華人時，只要捉住辮子就逃不掉，一個警察輕而易舉捉著數個華人的辮子就能交差。早年華人因為契約勞工曾經自嘲為“賣豬仔”，也因為辮子被他族侮辱為“豬尾巴”。

    站在民族服裝及髮型的角度來談，任何民族的傳統都應該獲得尊重，雖然有些民族的服裝及髮型奇特，甚至令人難以接受，但還是必須尊重他們。以“動物”來比喻侮辱，實在是無禮的行為。

滿裝與辮子屬於滿族同胞，不屬於漢族，那是過去一段沉重的歷史，而今看到市面售賣的清朝瓜皮帽，有些會縫上一條長辮子，個人覺得沒必要再裝上這條“假辮子”了。

 

《聲匯八方》（八度空間華語新聞）電子報專欄，文：李永球，圖片取自網上，2025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