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又尋墓

呂振同墓已經10年沒人掃墓，斜躺在地上多年。

數年前，友人呂洲民先生托我尋找其祖父之墓，蓋因10年前他和伯父給祖父掃墓時遍尋不獲，伯父說找不到就算了，將祭品及紙錢在祖母之墓“寄拜”焚燒，請祖父過來祖母墓處一起享用吧。

為了此事洲民耿耿於懷，其伯父在幾年前逝世後，他就拜託我代為尋找其祖父墓。他告訴我祖父名為呂振同，祖籍福建南安，墓在太平都拜福建公塚山高之處，又說是日據時代埋葬的，這樣就容易多了，將範圍縮小在那一帶，我有信心找到。這次我要求他及其妹一起陪我尋找，希望借助至親精神力量之感應而完成。

今年清明節時期，我們3人全副“武裝”（戴帽及長袖衣等），帶了粉筆和鋤頭相約上山，從福建公塚山高處開始逐一尋找。這裡屬於“無鐳塚”（免費墓地），墳墓造型簡單，幾乎大同小異，只是立個墓碑；一般墓碑文字分淺雕或深雕，均視當時的經濟能力而為，窮人家文字當然是淺雕的，日子久遠，便顯得不清楚難於辨認，那就得靠粉筆塗之查看。可是一些墓碑文字不僅色漆脫落，白色的花崗岩加上淺雕，即使塗上粉筆也無濟於事，這種情況最好是採用馬克筆直接塗在文字凹處，反而會看得一清二楚，但我們又沒準備馬克筆，因此很辛苦地辨認文字。

從上午10時開始尋尋覓覓，艷陽高照，皮膚灼痛，人也容易疲倦。我習慣在太陽底下尋墓，倒不覺得怎樣，而且我對於墓碑文字也很熟悉，只要不是淺雕的，從遠處用眼睛一掃就能大略看出碑文。但這裡淺雕墓碑多，碑文多年沒人掃墓而色漆脫落，沒辦法下，就得逐一地仔細查看了。

由於洲民報錯地點，我略微知道日據時代墳墓所在之處，就漸漸往右移到更深之處尋找，那一帶幾乎尋完了，就在11時多，無意中發現一個仰臥半斜躺在地上的墓碑，紅色文字清楚顯現“呂振同墓”，啊，就是它了！極為高興，馬上以“猴叫”（民間習俗在山不叫名）：“嗚……嗚……”地呼喚他兩兄妹，但他們已經累倒，躲在樹底下乘涼休息矣。可能大家以為尋墓是簡單不過的事，其實並非好受，這也是一種“專業”，非專業者有時候付出事倍功半的代價也一無所獲。

帶他們過來仔細觀察，墓頭文字是“南安”，中榜“顯考呂振同墓”，上款“民國卅三年”（1944年），下款“男：清旗、良德、良坤、良榮，女：蓮葉、蓮枝”，編號“為四十七”（號碼為蘇州碼）。確認無誤後，他們很高興及激動，並向我表示感謝萬分。10年了，墳墓還是完好，只是墓碑斜倒而已。

又，在尋墓時，遇到一位鄭老師，她問我進贅（入贅）的女婿稱謂應當如何書寫？原來其父有3名女兒，沒兒子，其父要求其夫進贅，丈夫也答應。其父買下一塊墓地，做好“生基”以備百年之用。墓碑上的進贅女婿當如何書寫？她問了一位老法師，說是女婿改為她的姓，她則改為丈夫的姓就行了。可是企業墓園的負責人跟她說，寫作“從婿”。

沒錯，進贅的傳統作法的確是男改女姓，女改男姓的。但進贅也分數種，有些不是完全進贅，生的兒子得讓出一個或指定數目給女家做子。這種情況的進贅女婿應該叫做“贅婿”，鄭老師的夫婿與這種進贅有點類似又不同，但都可歸類為“贅婿”。台灣方面的資料，也是採用贅婿的。“從婿”乃不正確的稱謂，不宜採用。

星洲日報／文化空間‧圖文：李永球。（2013.04.28）

週年祭遇到閏年

幾位朋友包括殯儀業的人士經常問我一個棘手問題，即逝世後第一年的忌日（小祥，通稱週年祭、對年），如果遇到閏年，應該是13個月，還是12個月做週年祭呢？這個問題曾經在這裡談過，但還是面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困惑。

週年祭遇到閏年在我國引起兩種不同意見，民間有“死人無閏”這個說法，一說無閏即是不計算閏月，比如去年農曆三月初十逝世，去年有閏四月，那麼今年做週年祭時，不可做三月初十，而是二月初十。即只計算12個月為準，閏月不計。另一種說法也是不計算閏月，以上述為例子，去年農曆三月初十逝世，閏四月不計算在內，週年祭依然落在今年的在三月初十，這種算法共13個月。同一個“死人無閏”，卻有兩種不同的計算法，真的眾說紛紜。
唐朝《通典》一書對於喪事遇閏，收集了歷代專家的說法，也是眾說紛紜，比如：“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為月”、“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是為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為忌日？’……自然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為取七月？’博士丘邁之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謂正閏論雖各有所執，商議為允。宜以今六月為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准據。按晉代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皆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年七月為祥忌。’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為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孫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歲數者沒閏，閏在周內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為祥。’”（按：古籍上的喪禮月數如十三月、二十五月為虛數，實際是12個月、24個月，餘者類推。）

《通典》記載的有說12個月做週年祭，但多以13個月為準。“遇閏不計”的解釋是閏月不計算，必須13個月做週年祭。尤其在閏月逝者，如閏三月逝世，此閏月不計，當做四月論，當在翌年的四月做週年祭。這一點，我國是將閏月當做本月來計算，如閏三月逝世，翌年三月做週年祭。

這個問題特地請教了台灣喪葬文化權威徐福全博士，他說，中國歷來的經學家皆主張喪期以年算者（帶孝期超過一年者）不計閏，以月計者（帶孝只數個月不超過一年）數閏。但在閩南地區，很早以前五服之喪期皆將閏月當做一個月算，台灣地區居民大部份來自閩南，其禮俗亦沿襲自閩南，因此清代台灣地方志皆明言，喪期逢閏要計閏扣除，即所謂死人無閏月。故去年三月初十亡者，因去年閏四月，他今年二月初十就做對年，不過新忌（大祥、三年祭）仍回歸本月，要在明年的三月初十做，以後年年如此。

回來看看我國的習俗，除了前述兩大類的“死人無閏”外，一位戴女士告訴我其母跟她說“死人直，死人直，要做正日”，意思為死人的性格很耿直，其忌日一定要做逝世那天的正日，不然換了其他日子，他就不懂得到來享受祭品了。此外，我特地專訪了怡保龍頭巖李修芳道長及居鑾萬豐壇羅道長，他們異口同聲說，不管閏月，做回正日，如上述例子就以今年三月初十為週年祭。

綜合上述，週年祭遇到閏年，台灣方面是提前一個月，12個月做週年祭。中國古籍記載有說不計閏，13個月做之。我國應該有個統一的週年祭，我個人建議閏月不計以13個月為準，一切均做正日，當然閣下要提前一個月做也是沒問題的。

星洲日報／文化空間‧圖文：李永球。（2013.05.05）

每個掃墓者都可獻墓紙？

曾經在本欄〈掃墓•獻紙•祭品〉（3月24日）談及清明節獻墓紙（壓紙錢在墳墓上）只能一次，首位子孫來掃墓獻墓紙後，其他後來者只可祭拜，將帶來的墓紙焚化掉，不能再獻之。這是老祖宗的智慧，此規定的目的是要子孫團結一致，一起掃墓，整個家族互相敬愛不可吵架成仇。
友人李君對此卻持有不同看法。他認為這已是古老的東西，如今應該與時俱進，每個子孫來掃墓都可以各自獻紙錢，不然由首位獻了墓紙後，若因此富貴兼子孫出人頭地，其他沒獻墓紙者如果潦倒，則會埋怨有獻墓紙者好運，而沒獻墓紙則走霉運。他認為，倘若此習俗改為每個掃墓者都可以自由獻墓紙，那就皆大歡喜，大家一起獻墓紙而富貴發達不是更好嗎？所以他認為應該公平讓大家自由獻墓紙，不要再遵守落伍的傳統習俗。
傳統習俗有其優劣之處，當要遵守或放棄一個習俗時，必須先瞭解其意義，不能武斷闡釋或歪解其義，好的習俗應當保留，不好或不合時宜的當然要放棄。對於獻墓紙，意義在於要子孫團結一致，不要吵架分裂形同仇家，所以才規定只能獻一次墓紙。傳統上並沒有獻墓紙能夠富貴發達之說，顯然那是某些人的個人詮釋，與傳統習俗毫無瓜葛。因此，獻墓紙能夠富貴發達之說不僅不能成立，也應該歸類為迷信。
儒家習俗提倡家庭倫理，許多傳統習俗裡蘊含著禮義忠孝等義。希望大家能夠理解習俗，不要誤解其義。就如傳統上規定丈夫逝世，妻子不能送殯。一些人就覺得這是封建迂腐，如今應當與時俱進，提倡妻子可以送殯。其實有此習俗，那是因為古時女人無法獨立生活，一切得靠丈夫照料，當丈夫逝世了，就得靠公婆或丈夫兄弟來顧養。所以丈夫逝世宛如失去整座靠山，在古代以“哀”為主的喪禮上，她會哭得死去活來，尤其入土那一刻，更是肝腸寸斷，甚至因過度悲痛而昏厥，這將對身體造成傷害，因此而有了妻子不能送殯之俗。當然，如今現代女性可以自力更生，不再如此依賴丈夫，在這種環境情況下，送丈夫的殯就沒甚麼大問題了，所以近年妻子送殯可謂屢見不鮮。
中華文化強調“禮”，每個民族也各有各自的“禮俗”。如果華人不遵守中華禮俗，那就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傳統。所以，請大家遵守掃墓只能獻一次墓紙之俗。如果閣下堅持要公平自由獻墓紙，那也悉聽尊便，我不願多說。
另外，馬來西亞洪門總會（合法註冊團體）總會長蔡源慶先生代友人問了一個問題，即妻子生產做月內期間，丈夫可以參與長輩的喪禮嗎？
傳統上是有媳婦做月內，兒子不能參與父母喪禮的規定，理由是婦女生產後兩三個星期內會不斷排出髒血惡露，如果兒子參與喪禮，會導致已故的長輩靈魂因此浸在血池地獄裡受苦，另一方面，剛出生的嬰兒會因為父親去帶孝而可能沖犯到而有禍病。可是父母有生養我們的偉大恩情，難道就因為此規定而不能參與其喪禮了嗎？
個人覺得靈魂浸血池及嬰兒沖犯之說屬於迷信，儒家強調孝道，養生送死是做兒子必須履行的孝道。故民間對於妻子做月內遇到父母之喪，也有適當的“調整”，即兒子不妨在大殮（遺體放進棺材）後才出席長輩喪禮，7日內不要觸碰月內的嬰兒，如此就可避免長輩靈魂浸血池及嬰兒沖犯了。這就是孝道及民間習俗面對衝突時，民間“自我調整”的辦法，既履行了孝道也兼顧了民間習俗！

星洲日報／文化空間‧圖文：李永球。（2013.05.12）

為國為民警衛團

王清福

张朝宗、陈文源、潘木春。

李瑞荣

1948年英政府在我國宣佈緊急法令，隨後幾年內，成立了數個民間警衛團協助政府維持治安，以及對抗馬來亞共產黨的武裝勢力。警衛團（HOME GUARD）是其中之一。當年各族年輕人被徵入伍並接受短期軍事訓練後，即派往各地守衛，以對抗共產黨軍隊的入侵。倘若逃避不入伍是犯法的，必須上法庭審判受罰。下面專訪了數位曾經擔任過警衛團的老團員。
王清福先生（1936年），太平人。1952年間被政府征為警衛團員，大約有兩年左右。曾經到太平甘文丁及怡保的軍營練習開鎗，警衛團每天晚上都得巡邏指定的地區，他巡邏的地方是後廊新村，5個人為一隊，每星期輪到一次，每隊有兩枝雙管山豬鎗，其餘持木棍。不曾遇過共產黨分子，完全沒有工資可得。
到了1959年左右，他又參與PPR（志願警察）。當時政府抽壯丁從軍，如果抽中將派往山裡參與剿滅共產黨，每次進山都得數個月，他為了方便照顧家人就自動報名志願警察，如此就無需抽壯丁了。他被派到吉隆坡警察新兵訓練站接受嚴格軍事訓練，為期3個星期，第一天就被剪個陸軍紅毛丹頭短髮。結束後回到太平，巡視街道、協助警察維持治安、消除偷盜等等。每星期一次夜巡街區，一次兩個小時，可獲得幾毛錢的酬勞。每次夜巡以兩或3個為一組，每人一枝警棍。有一次警方獲得情報說賊徒將在晚上潛入都拜區一間洋房作案，於是派他們穿了黑色衣服埋伏，等了數個小時賊徒沒出現而收隊。
張朝宗先生（1938年），太平人。上世紀50年代擔任警衛團，在太平山腳打鎗埔及甘文丁打鎗埔練習鎗法，每星期派往巡視后廊新村及警察局，一隊四、五個人，有兩枝雙管山豬鎗，其餘持木棍。不曾遇過共產黨軍人。
陳文源先生（1928年），太平人。1948年左右擔任馬華公會的AP（AUXILIARY POLICE），曾在甘文丁打鎗埔及怡保打鎗埔接受射擊訓練，一個星期練兩次，也去過吉隆坡接受半個月的軍事訓練，因為工作關係，無法長時間受訓。他巡視的地區是太平市區及太平湖一帶，一隊6個人，每人都有一把山豬鎗，有兩個正規警察跟隨。曾經在太平湖山區遇過共產黨軍士，幸虧彼此都退走沒衝突。他們完全沒有薪水拿的，是義務的保衛國家。
潘木春先生（1936年），太平人。1953年左右擔任警衛團，曾在太平及甘文丁軍營打鎗埔訓練鎗法。巡視后廊新村，當時還是黑區。一隊人數有時候五、六個，有時候七、八個不等。晚間巡視才獲得鎗械配給，一隊有兩枝雙管山豬鎗，其餘的持木棍。不曾遇過共產黨軍士。
李瑞榮先生（1928年），太平人。上世紀50年代曾擔任警衛團，因為工作關係，不曾受軍事訓練，巡視太平都拜廣東義山地區，一隊5個人，有兩枝打狗鎗，其餘持木棍。沒有薪水。他說，他們都是平民百姓，共產黨是正規軍人，如果遇到而打起來，他們肯定不是對手，只有犧牲的份，況且兩枝打狗鎗也難敵對方的機關鎗。
另外，也訪問了幾位老警衛團員，有的巡守福建公塚，曾經遇過共產黨軍人，幸虧大家都按兵不動，各自退走。一些說，警察見到就閃開，他們也跟著閃開，共產黨也閃開，大家均避免正面衝突。
英政府在我國1957年獨立後離開之前，據說答應給警衛團每人一千令吉，但這一筆錢被拖延處理，直到2002年才供他們申請並發給。政府也開始承認他們的貢獻，且發出證件，令他們享有退休公務員的某些福利，2011年又發放3千令吉給他們每一人。可是許多老警衛團員已逝世，他們的家屬或不知情而享受不到這些福利。可謂遲來的春天啊！
這些為國為民的各民族警衛團員，他們在上世紀50年代義務參與保衛國家，直到50年後才享有他們應得的酬勞及福利。我國政府真的虧欠他們50年！

星洲日報／文化空間‧圖文：李永球。（2013.05.19）

合艾見聞錄

合艾“排屋”式骨灰龕。

地藏王菩薩塑像的骨灰龕。

合艾的水上市場。

數個月前，友人朱國源先生工作的工廠組織了員工泰南合艾旅遊團，他有個空缺邀我同行，既然免費吃住，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3輛旅遊巴士浩浩蕩蕩出發，首先參觀合艾一間購物廣場，此廣場在我國也有多間分行，便不想參觀。我注意到廣場後有一座佛寺，從遠處遙望到露天大佛矗立在高處，於是和朱君快步走去。佛寺共有兩座，一座屬於南傳泰佛寺，另一座乃北傳漢佛寺。我注意到泰佛寺附有許多骨灰龕，供善信逝世後放置骨灰，這些骨灰龕類似之前介紹過的吉蘭丹佛寺的類型，每一間骨灰龕裡除了放置逝者的骨灰，也有其遺像或塑有肖像，一些也是家族一起合供的龕厝。另外一種是泰國舍利塔型，分為“獨立”及“排屋”兩類，獨立式的又分獨立與半獨立，半獨立的屬夫婦合奉，而排屋式則為價格廉宜的選擇。
漢佛寺的骨灰龕設計較為華貴新穎，每個骨灰龕即是一尊地藏王菩薩，骨灰就放進菩薩塑像背後的洞穴裡，菩薩腳下設為墓碑，鐫刻逝者的資料。
接著，赴水上市場。導遊說，那是倣傚泰國曼谷水上市場而新開發的旅遊景點。原來曼谷的水上市場吸引了無數遊客，合艾也來個東施效顰，除了喜歡船上售賣的一些當地美食，個人對這種人為搞出來的旅遊勝地不感興趣。
導遊介紹合艾是泰南主要的文化經濟中心，居民除了泰裔及華裔，信仰伊斯蘭的馬來同胞可不少。導遊又說，泰國在60餘年前即成功在全國推行單一語言政策，消滅了華語及馬來語等語文學校，全國人民通通接受泰語教育，同化政策令泰國政府引以為榮。可是當泰國人一走出國門，馬上就變成了啞巴，無法與外國人溝通。當泰國發現單一語言的弊病後，即懸崖勒馬展開多語言教育，鼓勵人們學英、華語及泰南人民學馬來語等，泰國公主甚至有意在國內各個學校設立華語課程，但因面對龐大的經費而暫時胎死腹中。
當泰國正在改革教育時，新加坡的李光耀還在開時代的倒車，不允許民辦華文大學，甚至有意消滅方言，特意貶低福建話為粗俗語言。他萬萬沒想到，每年營業額高達30億令吉的世界著名隨身碟（Pen Drive）生產公司──台灣群聯電子公司選擇到檳城投資，就是因為當地盛行福建話及華語，方便台灣人的生活習慣。可見福建話已躍過龍門，身價百倍也！
我國某些人也矢口認為單源流教育學校可以促進國民團結，建議將多源流教育改為單源流教育。根據他們的高見，只有單源流學校（學生們可以自由學習各種語文，包括母語等等），各族學生在一起讀書一起用餐，這樣才能促進國民的團結。此建議不溫不火，可圈可點！但是我國土著居多，華裔及印裔居少，嚴格推行起來，許多郊區地方沒有華印裔的，豈不是面對單種族而無法達致國民團結了嗎？難道他們的意思是要再從中國及印度大量進口移民，解決各族比例失衡問題，各民族在一起讀書才能團結？
以單源流教育的泰國、印尼及菲律賓為例子，請問國民團結了嗎？從它們面對分離主義搞破壞來看，可謂失敗極了。所以，教育與國民團結應該分開來說，多元教育呈現百花齊放，可促進國民對世界文化的認識及競爭力，推廣愈多源流的教育，讓各民族自由選擇他們喜愛的語言教育，肯定利多於弊！

星洲日報／文化空間‧圖文：李永球。（2013.05.26）

政治講座會的粗話

大選期間，全國各地幾乎每一天都有各政黨舉辦的政治講座會，尤其在野黨的，更是吸引眾多人潮。而政治人物講得口沫橫飛，聲嘶力竭，就是為了希望群眾能夠投選他一票。
2000年之前，政治講座鮮少聽到有人罵粗話，近年來的風氣則是屢見不鮮，通常聽聞的可分為兩類，一是毒口（惡毒話），一是粗口（髒話）。
這裡先講個發生在五、六十年代群眾大會（政治講座會）上的真人真事。主人翁是已故蘇振興先生，這件事由他在上世紀90年代親口向我口述。
蘇君早年參與政治活動，曾經競選太平市議員，那時候的地方議會乃民選。他精通數種語文，在群眾大會上能言善道，為了諷刺敵對黨候選人不懂得馬來語，有一次，他在群眾大會上以福建話講了一個故事。故事說一個華人唐山阿伯，為了煮一道咖哩鹹魚骨，到一間友族同胞經營的鹹魚店買鹹魚骨，他以半鹹淡的福建話攙馬來話問老闆：“頭家啊，鹹魚骨ada kah？”（老闆，鹹魚骨有嗎？）老闆聽不懂福建話，一頭霧水地回答說：“tiada！”（沒有）。看到滿店都是鹹魚骨，可是老闆卻說沒有，他氣得受不了罵道：“肚懶！”（髒話：十分生氣）。這句話老闆可聽懂了，他高興地說：“ada，ada。”原來福建話的肚懶諧音馬來話的“tulang”（骨頭），於是就賣給了他，可謂皆大歡喜。台下的群眾被他的故事逗得爆笑如雷！
蘇君編造故事諷刺敵對黨人不懂得馬來話，可謂精彩絕倫，聰明之舉。那個年代，髒話是不被允許在政治講座出現的，但人身攻擊、詆毀的話則非常氾濫。
近年政治講座的毒口以廣府話的“撲街”、“鹹家鏟”最盛行。前者相當於華語的“倒霉”，後者相當於“全家死光光”的意思。
咒罵的話如果用在罵人，就是咒罵他個人或全家遭遇災禍，是缺乏口德的行為，不過倘若是用來罵一個組織或政黨，那就不同了。比如說，甲君是甲黨的，他罵乙黨撲街鹹家鏟，則含有咒罵乙黨大選時輸到很慘或通通輸到完之意。
而粗口則有很多，計有福建話的“肚懶”（怒火衝天、討厭。懶即男人的生殖器官）、“好曉”（不真實、欺騙，曉相當於華語的精液）、“干”（相當於華語的肏）、“扶卵脬”（拍馬屁）；客家話的“茅麟用”（沒用的傢伙，麟即男人的生殖器官）、“吊”（肏）；廣府話的“笨七”（笨蛋，七相當於華語的陽具）、“傻海”（傻瓜，海指女性的生殖器官）等等。
也聽到有人說“剁藍鳥”，福建話的藍鳥相當於華語的陽具，屬於名詞，雖然是粗俗些，但通常是在舉出某些宗教法律時才說此話，尚可接受！
無獨有偶，不僅政治講座會粗口滿天飛，近年電影裡的粗口也是屢見不鮮，這在上世紀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見電影政策的尺寸已經放寬，諸如英文的fuck、福建話的“干”等等，聽得我目瞪口呆！可是電影畢竟是在戲院裡放映，而且有年齡限制，這樣就無可厚非了。至於毒口在電影或連續劇裡更是不勝枚舉，幾乎有吵架的場面，肯定會有相互咒罵詆毀的戲份。
政治講座會當然可以講粗話，問題是，必須是兒童不在場的時候。其次，儘量避免詆毀、咒罵、人身攻擊的語氣來辱罵對方。“發乎情緒，止乎禮貌”，如果能夠以理服人，肯定會引來大家的尊重。偶爾，在一些適合的場合下，於關鍵時刻爆出一兩句粗話，則有畫龍點睛之妙，整個氣氛則會帶來生動傳神的效果，但不適宜全場不停地爆粗來發泄情緒。區區之見，願與大家共勉之！

星洲日報／文化空間‧文：李永球。（2013.06.02）

端午節的由來與傳說

五月五慶端午，不曾談過端午節的由來與習俗，今年心血來潮，在此班門弄斧了。
五月正值夏初時期，氣候轉變逐漸酷熱，蚊蟲病菌大量繁殖，傳染病開始滋生，在醫療及醫藥貧乏的古代，五月被視為“毒月”、“惡月”，五月初五更被當作“惡日”。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也被視為不祥，孟嘗君就是五月初五出生，其父要求其母親不能讓他出生，認為“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宋徽宗趙佶五月初五生，從小寄養在宮外等等。古代從先秦以後，就普遍視五月初五為不吉的惡日。
關於端午節的傳說，其中較為人們知曉的有：
一、紀念楚國屈原。屈原生於公元前340年，少年得志，在朝為官，秦國大使張儀使出離間計破壞屈原與楚王的關係，又破壞楚國與齊國的關係，使之斷絕邦交，屈原被貶，流放江南，這期間他創作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詩與藝術詩篇。公元前278年，秦國攻破楚國，面對小人當道而國破家亡，屈原悲憤交集，於五月初五抱石投汨羅江。傳說人們聽到愛國愛民的屈原自盡後，划船尋找他的屍體，卻尋不獲，於是有人將飯團食物等拋入江中餵魚蝦龍鱉，以免它們去吞噬屈原屍身，就這樣演變為端午節吃粽子，划龍舟的習俗。
二、紀念伍子胥。伍子胥是春秋時代吳國忠臣，原為楚國人，家族顯赫，孰料楚平王聽信奸臣讒言，於公元前522年，將他的父親及兄長殺死，為了報仇，伍子胥逃到吳國，且協助吳國攻破楚國，那時楚平王已死，伍子胥命令挖出其屍體，鞭屍300下來發泄仇恨。後來他多次進諫主張消滅越國，因此得罪吳王，最後被逼自殺，屍體被拋入錢塘江中。他死後10年，越王勾踐舉兵進攻吳國，終於併吞了吳國。傳說伍子胥的屍體被拋進錢塘江後，惹起陣陣怒濤，他因此化作了“濤神”，百姓們為了紀念富有遠見的忠臣伍子胥，每年五月初五舉辦競渡等一系列活動來祭祀他。
其餘的傳說，尚有紀念春秋晉國大臣介子推、廣西蒼梧太守陳臨、東漢時代救父投江的浙江孝女曹娥等等。這些傳說被人與端午節附會在一起，不是真正的由來。根據中國學者的研究，端午節的起源有三：
一、起源於季候變化引起的原始信仰與巫術習俗。江紹原先生研究了《武陵競渡略》，認為武陵競渡是為了禳災祈福，划船保留巫師驅邪作法的巫術儀式，所有划船者都必須賦予法力，尤其領頭人等等。他的研究認為，端午節起源於原始信仰與巫術習俗。
二、起源於夏至與上古新年習俗。端午節又叫端陽節，端陽指陽氣極盛，時間上與夏至接近。《荊楚歲時記》載：“夏至節日食粽”。又《武陵競渡略》：“五月十日至十五日划船賭賽”。《周易》也說蒼龍星座在夏至時升到正南方之中了，古代夏至之節不僅是殷歷的新年，夏至也在五月初五，後來曆法運算日益精密，夏至與端午分為兩個節日，不再是五月初五。因此，端午節賽龍舟，吃粽子原為夏至之俗。
三、起源於龍圖騰信仰。聞一多先生的《端午考》指出，端午節是從南方吳越地區傳播開來的祭祀龍圖騰的民俗節日，龍舟競渡與吃粽子，都和龍有關。（以上均參考孫正國著《端午節》）
端午節本與夏至節有關，那是陽氣最盛的時候，蟲子繁殖，病毒滋生，後來與夏至分開，並吸收夏至的習俗成為“惡日”節日。至於屈原、伍子胥及孝女曹娥等傳說是被後人附會上去的，在他們出生之前，中國大地早就過端午節了，這些傳說豐富了節日色彩，他們都是忠臣孝子的典範，中華文化最提倡忠孝仁義，端午節本是惡日節日，加進了忠孝元素，借節日傳播了忠孝思想。下週再與大家分享本地端午節的習俗。

星洲日報／文化空間‧文：李永球。（2013.06.09）